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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放大西南》看国民革命挫败的前车之鉴
电视剧《解放大西南》剧照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中华民国政府丧失了半壁江山，继而首都和东南变天。80年代有《风雨下钟山》，90年代有《大决战》，中国人略知梗概；60多年后，《解放大西南》的全景展现，又多少让未曾经历过那个风雨飘摇年月的中国人产生无尽的遐想或瞎想。
12月31日下午3点（见网易读书公开课十三期），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教授做客网易读书会客厅，通过微博与网友聊国民党49年垮台原因。我问王教授，1949年是国民党垮台还是国民政府垮台？是亡国还是亡党？是专制政体垮台还是共和政体垮台？1948年行宪后，公民结社自由，算不算亡党？他没有回答，煞尾时抱怨网民提问偏离了主题。恰好央视热播的《解放大西南》也接近尾声，我翻开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自述》，重读民国三十七年“危急存亡之秋”章节。
“十一月末起，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徐蚌会战失败，黄伯韬将军壮烈殉国，我军全部撤离徐州。十二月下旬，行政院长及各政务委员，又因币制改革失败而总辞，全国阢隍不支。共军除军事威胁外，更扩大其心战与统战之攻势。一般丧失斗志的将领及寡廉无耻的官僚政客，或准备逃亡避祸，或准备靠拢投降，或传播共党“和谈”烟幕。一般善良同胞，亦误于共党的欺骗宣传，希望停战言和，休养生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一般人精神既已趋于崩溃，父亲乃有引退图新，重定革命基础之考虑”。
经国先生用非常精炼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他的父亲明白：过早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新制度尚未建立与健全，就放弃了旧制度。在我看来，他的意思是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抗战胜利后的国策背离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
抗战胜利后的国策是什么呢？读《总裁言论集》可引述概括为三点。
第一，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国民政府决定全国兵役，一律缓征一年，全国现役士兵，分期退伍。政府对于战士实施授田，各省先后豁免田赋一年，依照二五灭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拟订灭租办法。至于其他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我觉得，上述惠民政策，不是要准备打仗的措施。后果是，国库空虚，没有钱支持战争。然而，毛所到之处，搞土改，杀地主富农，分田分地分房分财，然后要人民反馈，感谢党和毛主席，支援革命战争，保卫胜利果实。蒋在战争不可避免后，号召戡乱建国，兵源不济，不得不依靠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的财阀、军阀、地头蛇，外交求援。国家军队，在隆冬季节还穿着单衣，就连宋希濂那样的将军也只有一件尼制大衣御寒，下级军官和士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那样的严酷环境里，一杆枪和一个条命就抵不上一个馒头，大大削弱了战斗力，所谓黄埔精神，还不如小农意识。
第二，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还政于民。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的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建国大业开始的机会。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决定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辙和合法的地位。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应以法治为宪政的基础，以宪政为民权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藉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当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所许可。必使国内一切问题皆循政治方法求得解决，各方意见遵循法律轨辙以为标的，而后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祈求的根本大法，不至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这是我们政府唯一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实现宪政，乃辛亥革命追求的政治理想，有民主才有民权保障，民主必须通过宪政实现，没有宪政必然走向专制。蒋介石急于推动宪政，完成共和革命，直接由抗战时期的军政体制步入宪政时代。他认为“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藉地盘以自固的恶习，早成过去”，显然是误判。他不是不明白，程潜、刘文辉、邓锡侯、卢汉、龙云，等等地方势力派心在曹营心在汉，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离心离德，他们所谓起义，只不过是投机，妄图谋取更多利益。毛泽东洞若观火，早就在布局策反，关键时期，勾引其就范。
第三，蒋认为：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唯一基础，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惟有统一的国家，才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的大计，以贡献于国际和平与世界的繁荣。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可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与一党私见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真正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且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
辛亥革命后，中国革命的斗争焦点就是，统一与反统一，专制与反专制，北伐胜利，只是表面上的统一；在民族危亡之秋，共同御侮，不计前嫌，亦只是暂时的团结。所以，胜利后，拥兵自重，派系林立，各自为政；所谓军队国家化，尚处在初始阶段，事实上处在分裂状态。党无法指挥枪。如，《解放大西南》剧中，蒋建议汤恩伯就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取代兵败逃跑的朱绍良，李代总统发表声明：蒋总裁一介平民，举荐汤恩伯属于越权违法，破坏宪政制度。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独裁体制才是战时体制首选。抗战时期剥夺人民自由的战时条例的废止，还政于民，放弃党队军队的领导，军队国家化，实质就是放弃训政，这是国名革命军挫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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