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传统史观：如何看待蒋介石与国民党

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失利中退守台湾，这年他62岁。自1945年抗战胜利后，短短四年间，国民党部队被解放军节节逼退。原本蒋介石思忖既能渡过险恶的八年抗战，对打击中共自然更是信心满满。然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起经济的动荡，人民对中央失去信心，这成为国民党顿失政权的最大原因。抗战期间，蒋介石尚从容自若，而在国共内战后期，蒋介石屡屡情绪失控，大声咆哮。

 

 

 

一面继续延用传统的阶级观点，一面又试图超越阶级，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谈历史，两者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扞格之处。

 

金著的使命感

 

读完金冲及先生的这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以下简称金著），印象最深的是作者的使命感。金著是出于为革命正名和全面论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作的。它告诉读者：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在100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必然会是一个复杂艰苦的探索过程。无论革命，还是建设，许多事情都是头一回经历，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走出一条切合中国实际的新路子来，必须通过成功与失败的反复实践，逐步摸索，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因此，金著明确告诉读者：“失败是成功之母”，不能因为看见了挫折、失败，就怀疑，甚至是否定前人艰苦的努力和探索。用书中的话来说，就是：

 

既然是探索，自然不可能把什么都预先弄得清清楚楚，都已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周围的局势又往往那样危急而紧迫，不容许你从从容容地做好一切准备后再起步。许多事只能看准一个大的方向，便勇敢地往前闯，在闯的中间作种种尝试。其中难免会有风险，会有曲折。有时，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再加上不那么谦虚谨慎，还会付出很大的代价，碰得头破血流。人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发现问题就去解决，认识错误就去纠正，才能逐渐学会应该怎么做。路就是这样闯出来的。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遭受过两次大的失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犯过两次严重错误，但是：

 

这个党的本质是好的。无论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无论多少巨大的外来压力，无论自己一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遭受多么巨大的挫折，都没有把它压垮。它不但总能在失败和挫折中挺过来，并且总能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别人来纠正这些错误，经过用几年时间严肃地总结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聪明，使自己没有白白付出那些代价，而从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条正确的路子来。这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金著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出于要回答中国为什么需要中共，中共如何为中国奋斗，又为什么会遭遇到许多挫折，会犯许多错误，同时仍旧能够引导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来写此书的。全书29章，只有很少的几章没有讲到中共，或不是以中共为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此书题为“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似乎并不是十分准确。尤其是从“中国史”的角度，书中实在也只是集中讨论了政治史方面的问题，而对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军事等问题，着墨甚少。

 

从阶级史观到民族革命史观

 

那么，从一部政治史纲的角度，金著有哪些新的特色呢？

 

在我看来，金著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著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史观的改变。

 

传统的中共党史所依据的，是联共（布）党史的思路，即要基于阶级史观来讲民族和国家。也就是要先依照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谈国家、民族、社会及其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再依据阶级差别、阶级矛盾、阶级冲突，去解读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社会关系问题。比如毛泽东讲中国革命的原因时，就会首先讲中国社会长期的封建性质及其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进而说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如何削弱了封建统治，并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解和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然后再说明列强各国为了把中国变成自己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展开的争夺，又如何瓜分着中国并利用中国的买办阶级和没落地主阶级做自己统治中国的工具。在此基础上，才有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说，和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看法。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所在，决定了只有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最彻底和最不妥协的革命精神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可能担负起组织、引导中国社会各个革命阶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任务的论点。传统的中共党史，包括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写法，曾经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与叙述逻辑之上的。

 

和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阶级史观基础上的传统叙述模式相比，金著的叙述逻辑明显地有所不同。作为一部“史”书，作者几乎未做任何理论性的归纳和分析。包括从开篇第一章介绍二十世纪前夜，一直到第五章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金著都没有像传统中共党史那样，用毛泽东的理论首先分析时代背景、国内外阶级关系和历史演进的客观逻辑。金著大量引证史料，细述历史过程，说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乃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领导下的其他一系列革命斗争，都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中国非要共产党不可，都是据史以论，并不着眼于阶级分析。

 

按照各种史料所提供的线索，金著对中国共产党的形成背景及经过的认识是这样的：一是因为在当时只有马克思主义具有“综合体系”和“根本解决方法”可做指南，它指示着一种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前途，因此对激进知识分子极具吸引力。二是“五四”之前正好俄国成功了“十月革命”，“五四”又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再加上俄国的共产党人派代表到中国来，提供了最直接的帮助，中国的工人运动又恰好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有了与这些极大地区别于中国社会其他阶级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而归根结蒂，是“祖国和人民的悲惨处境”，“驱使他们产生一种特殊的紧迫感”，陈独秀等人就是因为看到俄国的方式救国最有效、最便捷，按捺不住地想要马上开始“改造中国社会的实际行动”，所以才会照着俄国人的样子，成立共产党。这全都是时势使然，是“客观时局发展到这一步”。

 

为救国而建共产党，共产党为救国而革命、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奋斗，这其实就是金著的中心论点和叙述逻辑之所在。也正是为了能够在叙述中使中共与中国以及整个民族合乎逻辑地融合在一起，金著经常用大量充满激情的文字动情地谈论“中国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心声、情感与精神，热情地讴歌代表着这些心声、情感与精神的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如果说，传统中共党史坚持的是一种阶级史观的话，那么，金著显然更多地是基于一种民族史观或曰民族革命史观。这应当是金著与此前许多中国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和党史著作最为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