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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豪杰?圣贤?真命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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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面临的是双重的历史任务,一是传统的任务,即清王朝崩溃后如何重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向现代化转型的任务。蒋介石将民初以来军阀割据的局面进行了初步的整合,使国家实现了松散的统一,这是他的重要历史贡献。但蒋介石还是个中世纪的领袖,而非现代性的领袖。作为革命家,他虽然没有以帝王自居,但却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虽然他的理论体系中也存在过向现代民主转型的观念,但始终没有实践。就事实来说,他就是一个威权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国共对决,国民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解决不了曾国藩以来的私兵制度,无法真正统一指挥,不能不让位于解决了私兵制度、更有朝气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低层社会翻转的依托,蒋介石就没有满意的辅弼之人,缺乏谋士良将,再加上他暴躁的个性,城府不深,缺乏谋略,也很难使他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
 
已故的黄仁宇先生是历史学前辈大家,他的遗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虽然写作于蒋介石日记开放以前,只是看到其他著作转引的部分日记,但仍颇显卓见远识。他责问以往相关的历史作品说:“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的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销,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间尚有显著的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也就是说,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中国历史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时代,都犯了很多“错误”(姑且叫错误,因为许多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但他们仍然对历史的前进有所贡献。笔者非常赞成黄先生的观点,笔者一直认为,对立的双方往往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社会是在新陈代谢中前进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进步,也有一代人的问题,因而形成更新和淘汰。蒋介石是个失败的豪杰,但我们今天读史,不可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理解他在中国历史前进运动中的地位。历史学家不必党同伐异,我们只是希望理解历史究竟是如何前进的。
 
既然要从大历史的角度理解蒋介石,当然难免见仁见智,因此,笔者在本文中,只是从学术的角度,就黄先生书中的部分见解进行商榷、修正和补充,以尽后一辈学者的责任而已。
 
圣贤还是真命天子?
 
蒋介石在1936年11月10日日记中自述:“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期,不复以豪杰自居矣。”黄仁宇先生书中引文作“以圣贤自责”(第115页),并认为“蒋介石从未自承已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意做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但原日记系“自期”,不是“自责”,含义自然不同。蒋写下这句话时,除红军江西失败后到达陕北的残余部队之外,当时中国各地都已在名义上归附中央,他自感已经为统一中国的大业奠定了基础。
 
本来从大历史的角度,不必纠缠这类细节,黄先生在本书中的细节也似嫌过多,而大历史的解读则有所不足。
 
从这段日记,我们看到蒋在思想上仍是一位很传统的政治领袖,跳不出豪杰和圣贤的范畴。根据蒋介石1931年日记后面记录的回忆:“余自觉民国三四年间进德不浅,悔悟昔非而今是,王阳明、曾文正全集、胡文忠全集,研究至再,颇有心得,甚至梦寐之间,亦不忘此三集。”自此,蒋介石读书非常勤奋,涉猎古今中外名著以及《圣经》,但读得最多的,还是儒学经典和后世大儒著作。我们再举一则日记,说明蒋介石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微弱。1940年3月18日:“颜习斋先生曰:‘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余则改:‘安天下之道为:重考核,整纪纲,裕民生,而富天下之道,乃改为开矿,均田,兴电力,至于强天下之道则无异议也。’”当时社会各界正在呼吁实现宪政民主,蒋介石本人也曾表示要“还政于民”,但终究还是维持了一个传统的威权统治。
 
蒋介石不仅以圣贤自期,黄仁宇先生在引用了蒋介石1930年4月11日的日记后也认为“有帝王口气”(第75页)。显然,黄先生读到的蒋介石日记摘录,回避了一些内容,根据现在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作为革命家的蒋介石虽然没有以帝王自居,但却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这与以真命天子自居并无根本区别。这类言论,在日记里常常出现。这里略举几例:
 
1931年7月1日:“安危无从捉摸,此时惟有信心,为国为民做去,实行三民主义以救中国之外,再无其他妙法,故自信,惟有余乃能救国家之危亡。如天不亡中国,则不能离三民主义,亦不能使中正败亡也。”
 
1931年8月24日:“天如不亡中国,惟有余一人,方能负此大任也。”
 
1935年3月31日日记中书写的格言:“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句话我们现在可以在故宫乾隆皇帝的卧室里看到。
 
1948年2月8日日记记录他对张群说:“须知吾人始终立于革命地位,中华民国今日之基础不在政治与军事之有否实力,而全在于余一人之生死存亡如何,只要余生存一日,则必能保障国家之生存。”
 
我们在这里强调蒋介石的天命观念,并不是要据此否定蒋介石,或对蒋介石进行批判,那是政治理论家们的事。作为大历史的分析,是要读者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还十分严重,对于一位反对封建帝制的革命者来说,也不能幸免。这是时代!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时代的特征。黄先生读到的日记不是全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他的过错。他已经充分认识到,蒋介石还是个中世纪的领袖,而非现代性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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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宗震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09年0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