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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谈：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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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和黄兴等人在一起
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道：“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膛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民国领袖孙中山即如此。1915年老孙挚友日本人宫崎寅藏调解孙、黄矛盾无果，遂致函在上海的宫崎民藏，直言不讳地对其兄说：“孙氏曰，‘支那人皆废物也，唯吾独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从吾命者来矣！’对此，就连一直追随孙文始终奋战、最终逃亡的李烈钧也产生了反感。”“黄（兴）氏曰，‘孙文疯子也！还自鸣得意地谓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见孙、黄二氏并非固有敌意。”
反清义士徐锡麟早就“鄙逸仙为人”。孙中山逝世次日，即3月13日，《晨报》以《孙文的价值》为题发表梁启超谈话录，称：“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目的’，倒反变成装饰品了。”胡适先生也评述说：“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以倒行逆施以求达到他的目的。”
梁、胡二公皆不愧为中国当年伟大的思想家，其分析不但精准，而且具有预见性。“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是近代革命党之传世宗旨，毫无例外。所有的革命党最终都把“本来目的”化作噱头，而“一时过渡的手段”却反客为主，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不变之策。朝廷明杀，革命党暗杀，已成为清末民初一道风景线。孙中山对于暗杀亦有高论，胡汉民记有孙的谈话：“暗杀须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若以暗杀阻我他种运动之进行，则虽歼敌之渠，亦为不值。”“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动摇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据此可知，孙赞同暗杀行动须有利于“革命进行”以及“我根本计划”，但无针对者之属性，也即可理解为不分敌我阵营，凡“动摇我根本计划者”皆可暗杀以去之。
很显然，老孙前段话系有明指：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财）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导致广州当局加强戒备，使得孙筹划的广州起义也即“黄花岗之役”失败。此论成定论已经百年，但臆断成分极大。谋划此役之前孙领衔之筹款面极其广泛，到处演说几乎都得夸夸其谈他的广州起义计划，导致在新加坡已成公开的秘密。就连北洋军第六镇统制（师长）吴禄贞加入同盟会这等本该绝密之事，老孙也拿来说道；温刺杀孚琦同日，还有几名义军人员携武器在广州被捕；上海的报纸甚至刊登了两广总督致军机处电奏，叙说了广州已采取措施严防即将发生的暴乱；日本输予的一船军火以及美国、东印度等地筹款皆不能按时抵港。根本在于老孙急功近利，从不遵循“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古训，总是先决定举事，再四出筹款，拿温之暗杀说事不过推诿罢了。
颇有规律的是：老孙自夸的“十次举事”，几乎全是因钱款、武器不能及时到位而失败；而老孙所有“革命活动”恰都是筹款寻械，并无责任，只有功勋。1908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写文章讽刺老孙：“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一语激怒汪精卫，跑去暗杀摄政王未果而被捕，在肃亲王力劝下，清廷一反株连九族惯例，判了他无期。肃亲王甚至亲自探监，那些辩词，即使今日读之亦不失大家风范，就连汪本人也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后段话意味着孙主张有利于“我根本计划”时就须采取暗杀手段。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黄远庸被刺案。黄是民国初年与梁启超、章太炎齐名的舆论界领袖人物，号称“新闻界钜子”，所写专栏《远生通讯》在当时政界影响极大。他不管袁系还是孙党，凡政界丑恶现象及各种内幕，一律予以披露并笞伐有加。得罪人多遭恐吓故于1915年远避美国，当年12月27日仍被暗杀于旧金山。此系暗杀记者第一案，一时舆论大哗，众口一词谴责袁世凯指使，因黄远庸抨击袁世凯称帝十分厉害。前有宋教仁案，又到黄远庸案，袁世凯百口莫辩。
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当年的杀手刘北海临终前在台湾道出真相：刺杀黄远庸竟是“国父”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也即后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干的！刘当时是林森卫士。老孙要暗杀名记者黄远庸，因其报道不但抨击袁世凯，也对孙之暴力革命亦冷嘲热讽；尤其是黄的文章说孙中山只是国民党挂名领袖，实际主持者乃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正刺中老孙痛处。以黄远庸文笔及影响，老孙不仅面子里子都丢大了，且直接影响其对国民党的操控权，甚至可能引起对刺宋案的联想，故必欲去之而后快。袁世凯则为老孙背“黑锅”达60余年，若刘杀手至死不言，史书还将继续讲述袁世凯暗杀黄远庸的故事。
在暗杀黄远庸几乎同时，1915年11月，孙派居正到日军刚占领不久的青岛，受日军庇护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当司令，许崇智任参谋长，萱野长知为顾问。居正感到吃力，电邀黄兴赴鲁，遭谢绝。与黄兴一并发通电拒绝宣誓效忠孙才能入中华革命党的辛亥元老柏文蔚代黄抵鲁。孙得知后即密电居正：“（柏氏）果到青岛，请当日人面与之会见，叩其服从弟（孙自称）命令否？如彼唯唯，则兄应以总司令地位临之，使就范围。否则当托萱（野长知）兄设法去之，毋使纷扰。”不惜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辛亥革命元勋之一柏文蔚，老孙此电令应属冰山显露之一角。
清末那些革命党暗杀清廷官员的故事很多，我们不在此详说。可以理解的是，处于清廷暴政的压迫下，弱小孤独的革命党人也只能如此，他们毕竟没能耐绑了朝廷的人到菜市口去问斩，暗杀可以视作以暴制暴的手段。但那怎么说也是敌对阵营之间的斗争手段，暗杀革命阵营内之异议人士，堪称老孙及其死党之专利。上述两个坐实了的案例（已遂之黄远庸及未遂之柏文蔚），就足以证明老孙卑鄙阴暗之心理。更何况，还不止这两个案例。
老孙主张暗杀要“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我们似可循此逻辑分析民初一些案例。辛亥首义初成，黄兴10月28日抵汉，指挥起义军队与来袭的北洋军开战，旋即败北丢失汉口。袁世凯为胁迫清廷让步，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并要求谈判。这给义军方面足够的时间，辛亥谋划时受命回湘组织起义的焦达峰在长沙得手，然后派精兵两协（旅建制）援汉。11月16日，黄兴贸然出击，企图收复汉口，大败；冯军反攻，26日攻占汉阳。史家如冯自由评述说黄兴虽败，抵挡旬月令各地得以举义，期间15省以上宣告独立，这才有辛亥革命胜利。其实荒谬，那时间是袁世凯给的。冯国璋取汉阳后获清廷褒奖，急欲乘胜收复武昌，被老袁调走，扑灭革命军不利于袁胁迫清廷。黄若不头脑膨胀发兵攻汉口，而是接老袁之招谈起来，更有时间助各省光复，也不至于损革命军军官137人，士兵2693人；伤者500余人，武汉居民亦不至于遭如此惨烈荼毒。
然后便是鄂省与江浙革命党争夺胜利果实，相持不下谁都不愿也不能做联合军政府之首脑，只能虚位以待；而且，以革命军力绝无可能战胜朝廷大军，各方代表在武汉作出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老孙得知武昌首义胜利之后，自知无寸功可言，自己一贯阻止中部举事的，那些获胜的反对派未必买账。例如焦达峰早在1908年就告诉黄兴：“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遂不改变其原定计划继续访欧。一则是“黄花岗之役”失败后，华侨已经不再信任他，在美、加募不到款项，只能到欧洲挟国内形势巨变之条件，多少得弄到点钱；二则赴欧时并不能断定武昌首义可否保住胜果，之前他曾判断内地举事必败的，赴欧可静观待尘埃落定；三则玩点外交，获得些列强支持的资本。行至12月下旬，国内局势革命党已经无再败之虞，且得知各派相争大总统之位无人能坐，机不可失遂拒绝胡汉民留粤之劝，急吼吼奔上海圆其总统梦。
但他未料到取得辛亥革命胜果出力最大的竟然是立宪派，他们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共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至辛亥时，朝廷命官反正者得以居次席，并非偶然。而孙的忠实拥趸仅有陈其美这一拨，是为最弱，上海都督位置还是窃得的。陈其美有话：“今日武昌为首义之区，南北两京尚在满清之手，各省自听命于武昌，而武昌首义者又均系光复会人。长江一带，本为光复会势力所弥漫，今以首义示天下，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吾人为同盟会计，为报答孙先生多年奔走革命计，不得不继武昌而立奇功于长江下游。苟能从光复上海入手，次第光复江、浙、南京、皖、赣，以达北京，共和告成，同盟会化为永占优势之政党，始可无恨。今观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名义来沪，协助光复，其居心可知，况李燮和又为陶成章之亲信者。诸同志中诸好友，能有出奇制胜之策乎？”可见孙党一开始就是私心重重的，发展为祸心势所必然，不择手段亦顺理成章。
为达此目的，陈氏背弃约定抢先率一伙青帮弟兄攻打制造局，妄图一举定乾坤。岂料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守兵对手，陈本人冒险劝降亦被擒。李燮和闻讯，不计原先划定负责区域之限迅速调兵遣将猛扑制造局，不但救了陈一命还拿下上海，因功勋卓著被推举为上海革命军的“临时总司令”。陈得救不思报恩，反倒玩弄伎俩自立为上海都督。李燮和未与其争，扫清清兵残余后其部下另立吴淞督府，邀李任吴淞都督。李拒绝了，只任吴淞军分府总司令，积极筹备军务，随后率其光复军参加南京战役，为夺取南京又建奇功。陈其美原拟建立之功业，皆又成光复会人战绩，黄兴任命李为援鄂联军总司令；孙出任“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又授予“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关防，李率军北伐攻至山东，南北议和告成，清廷下野，遂止。堪称革命军中最锐利的军队。一心干革命，无意谋权力的光复会，其誓词中就有“功成身退”之句，极轻易便遭孙党构陷，“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很快成为现实。
李氏随即解甲辞职，1912年4月，在黄兴苦劝之下李氏始就任长江水师总司令，却不领军职。黄兴辞南京留守时李亦辞职。袁世凯欲委任其出任长江水师总稽查，坚辞不就。李氏转入实业、教育界，并办报于上海，后举家迁居南洋。当时报刊普遍夸赞其高风亮节，老孙也肯定其功勋然后夸赞“功成身退”之美德。殊不知，此乃陈其美暗杀李氏之成效，李本人侥幸躲过，卫士却被击毙。兼之恩师及挚友陶成章被陈其美派遣蒋介石暗杀，李所欲避者实乃孙党之毒手而已。
有时颇显可爱的蒋介石，后来在1943年7月26日日记里写道：“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段日记里尽管有为老孙开脱之意，却也道出孙“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之本意，还暗自揣摩，认为自己之所以受到老孙器重，皆因替他除掉陶成章之缘故。杨天石教授还查得南京档案馆藏老蒋另一篇自述刺陶文字，不赘述。但如老蒋没有不打自招，史书上又会有“袁世凯暗杀陶成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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