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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谈：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对孙及其“我根本计划”构成直接、紧迫威胁的泰斗级人物宋教仁首先罹难。另一位泰斗级人物汤化龙1918年9月1日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市被国民党人王昌暗杀。汤化龙系辛亥首义的重量级人物，若非他于首义次日即出山，黎元洪未必肯附义；又劝得其弟汤芗铭率领北洋舰队反正，击溃了冯国璋第一次渡江攻打武昌，否则辛亥革命局面根本不可能维持。还与宋教仁合作制订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鄂州约法》。老袁称帝后，仍是汤化龙奉劝时任湖南将军的汤芗铭于5月29日通电反袁，据称老袁获悉后顿脚叹息道：“完了，完了！”随后死于6月6日，时人赠雅号“送终汤”。一介远居加拿大小城的剃头匠，何识已经下野多时的汤化龙？值得以己命拼彼命？内幕已无可探知。
颇显端倪的是，孙中山立即电令旅加华侨殓以玻璃棺，并派专员二人赴加把灵柩运回广州，停放在永胜寺。然后把灵柩运返石岐，在原城隍庙（即前石岐镇委会地址）举行追悼会，并换上等棺木收殓。既毕，又由庆云舰把棺柩运回广州，在中央公园开会追悼。会后，以党礼葬王昌于黄花岗左侧，建立石坊墓表以旌其所为。王昌是国民党党葬第一人，也是孙直接关怀丧葬的第二拨刺客，上一拨即行刺袁世凯的四人团。而孙之革命启蒙导师杨衢云，都说是遭清廷谋刺的烈士，兴中会首批骨干谢瓒泰多次请求孙准将其在港荒冢（连姓名都没有）移葬广州黄花岗烈士陵园，却不获准。爱憎可谓分明，事由必有猫腻。
莫道此论为乱揣测，一遇类似岔路口，老孙的心腹之患总会遭遇不测。黑幕里的东西难于取证，百密一疏的是刘北海居然寿终正寝，且未能“守节”破了黄远庸被刺之谜，给我们留下一点推理的启迪。
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写道:“一部《中国近代革命史》，是应该从杨衢云开始写的……兴中会实际上是辅仁文社的延续。”这话是有根据的，还在1892年3月13日杨便组织谢瓒泰等16人成立辅仁文社，堪称近世中国第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性质的政治团体。值得注意的是时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并未加入其中。而孙《年谱》则记述说孙系经尢列介绍、于1891年秋结识杨衢云的，孙的感言是“相见恨晚”。多种文字资料均介绍说他俩经常交谈，皆不离忧国忧民话题。彼时孙满足于汉人称帝的君主政体，杨则坚决鼓吹民主制。孙后来回忆道：“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杨衢云（因而）与予大斗，几至动武，谓非民国不可”。可知非但“民国”之创意出自杨衢云氏，且老孙之革命思想亦来自杨氏启蒙，至少杨氏比孙氏先知先觉。杨氏原本已指示孙到广州组建革命性质的政治小团体，老孙在穗却只限于清谈，并无行动。
此后，1893年孙氏曾求师于康有为，只因康氏楞要孙照旧俗出具门生帖行拜师礼，才作罢。倒有点马戛尔尼被“三跪九叩”大礼驱逐之韵味。1894年老孙精心炮制《致李鸿章书》，经郑观应举荐赴天津拜谒李中堂而不得，这才一怒冲天倾向革命之路的。然而孙氏在其《有志竟成》一文，开篇即大言不惭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举凡革命领袖，必具备为目的不择手段禀性，撒谎须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老孙即近世第一位楷模。
然后孙辞国去了檀香山，在那里组织兴中会，参与者号称百人左右。1895年1月孙回香港，再拜谒杨衢云，2月21日于杨氏门下修改《兴中会章程》，正式与老杨的辅仁文社合并建立兴中会总部。杨正式任总办（约定得国后即任大统领），孙屈居帮办职，已为是年10月10日。没有证据说老孙“让贤”于杨。杨不但资格老，而且此时经费八千港币亦是杨的一位拥趸黄咏商卖屋得款出资。一说据此黄氏得任总办数月，至九月自辞虚位，让贤于杨。对于股份制的兴中会，入股皆许以丰厚回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老孙似无资格超越杨。尽管受到“沉重打击”，并“常感痛心”，孙亦自知故直至作《伦敦蒙难记》，始终不曾以“革命领袖”自居，毕竟还嫩了点。
需注意的是，两个《兴中会章程》都无涉推翻清朝政府，史书中《兴中会盟书》所载：“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在两个《章程》内丝毫没有体现，是冯自由等后来添加的辉煌。两《章程》仅满足于“联接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同“驱除鞑虏”之类，根本不在类似境界。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老师傅被小徒弟打败惊呆了中国知识界，当然包括杨、孙等兴中会同仁。之后一个月，兴中会才确立反满宗旨，并立即确定重阳节在广州武装起义，其时杨氏担主角，任起义总指挥，孙只是协理，不得不亲往广州安排作战。这也是老孙“十次起义”中唯一涉及风险的一次，之后九次皆老孙在远处谋划，别人上阵拼杀。
广州起义还没打响就遭失败，老孙逃离广州抵达香港，旋即与杨衢云一起被港府驱逐，并禁止五年内涉足港地。杨一直跑到南非，即使在那里发展兴中会势力，亦属天涯孤旅；而老孙则奔忙于日、美、欧洲，尤其是写《伦敦蒙难记》，隐去跪地求饶并往陆皓东烈士头上泼污水，以及供出刘学询欲反清之情节，（详见上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P26-P29）大肆吹嘘，在海外浪得一些虚名。无可否认，他在理论上作了一些研究，杨氏显然不如。尤其是1897年孙在日本结识黑龙会干将，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亦发现老孙的利用价值，这些日本政界要人开始扶持老孙，为在中国制造混乱以利肢解而不遗余力。而老孙得此政治、经济、宣传三方面扶持，在穷愁潦倒的留日革命派中声望亦日渐高涨。
老孙翅膀一硬，杨衢云就顿显低矮，1898年杨到横滨，老孙随即也移居此地，对于会长资格的老杨抵日，孙并不高兴。谈话间即暗示杨辞卸职务，见杨无动静，便立兴汉会自任会长，宫崎寅藏还专刻会长图章亲送给孙。只能靠教习英语谋生的杨衢云为不使革命党分裂只好于1900年1月回香港并辞去会长职务。老孙遂接掌兴中会，亦不再用兴汉会行事了，可见此会之另起炉灶性质。谢瓒泰闻此讯颇激动，杨劝解道：“不久之前，我们几乎已濒于分裂为两个阵营的境地。一天，孙中山博士告诉我，长江流域诸省的哥老会党已拥戴他为‘会长’，同时暗示我，不能有两个会长，如果我不承认他的领导地位，我们就只好分道扬镳。”杨接着说了“为了事业的利益”，“不要促使分裂”，甘愿辞职服从孙的话。
老孙接着利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机会，同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暗定密约，在日军支持下，联络日本军人及浪人发动惠州起义，义军须立即转攻厦门，引起日军直接出兵福建。事成后允划福建为日本势力范围。只是此举引起美英抗议，并威胁要以武力阻止日军登陆，导致日本内阁垮台，伊藤博文新内阁严令儿玉不得再插手此事，惠州起义失败。由此亦可知，所谓惠州起义完全是日本人作为后台老板策动的，老孙不过马前卒罢了。10月20日前后，清廷南海县派幕僚植槐轩协同兴中会会员陈廷威赴港联络杨衢云，洽商招抚事宜。允党人首领担任道府副将，辖五千兵马，允拨数万银遣散游勇。杨赞同议和，认为可恃合法身份辖军队以谋长远。致电在台湾的孙中山，遭拒绝。唯恐杨继续洽谈，孙即发电函致陈少白，令其坚持反清斗争，并严加防备阻止杨衢云议和。惠州失败后老孙11月14日自台湾返回日本门司，旋转至东京、横滨。
1901年1月10日杨衢云遇刺于家中，次日死于医院。时间上衔接密切。国共两党皆言之凿凿称粤督德寿命李家焯派杀手陈林到港取杨性命，酬金三万。然而颇为可疑。一是谢瓒泰不依不饶追港府出大力侦缉凶犯，迫使陈林逃回广州被李家焯缉拿处死，证据是搜得革命党文书，系革命党骨干。而革命党则宣传说是李栽赃陷害杀人灭口；二是资料称陈林受命刺杨刚到香港寓所，孙之忠实信徒江恭喜即突然造访，且力劝陈勿刺杨。如此机密的消息他从何处得到？且陈不从江劝之后厮杀出身的绿林好汉江恭喜明知陈系官府爪牙，本属不共戴天之仇敌不即时除掉，反倒跑去劝杨逃跑避难。杨不从之后江却向杨借得盘缠数十元，自己当天下午便逃离香港避祸去了。我看，刺杨更有可能系老孙旨意，弄不好江恭喜本亦受命，良心发现转向杨通风报信，否则犯不着匆忙出逃。三是广州府与杨谈议和正欢，招抚得杨衢云无疑更有利，没理由化利为害的。四是孙之最初挚友，与孙并称“四大寇”之另三位，陈少白、尢列、杨鹤龄，原本都是舍生忘死积极跟随老孙玩命的。尤其陈少白，此前堪称不离老孙左右，系老孙唯一称“吾弟”者。在杨衢云被刺后这“三大寇”同江恭喜、谢瓒泰类似，一起消沉了，没有一个再紧随孙效命，亦不敢冒犯，只是敷衍应付。乃至于成立同盟会时兴中会仅剩冯自由一人随老孙成同盟会骨干，余皆黄兴的华兴会、陶成章的光复会及其他会党人员，兴中会等于散伙。这些义士从不畏惧清廷，都是舍生忘死拼杀出来的，散伙只可能怕老孙，要么杨之死令他们看透老孙了，否则很难解释。
其实杨氏议和之见更合理。时值清廷治权旁落，东南互保诸省处于自治状态，李鸿章亦萌生两广独立之念，曾派舰接老孙赴穗洽商，孙怕死不敢去，遂派宫崎等前往故未谈成。广州督署接着联系杨衢云亦属顺理成章之举。合法统辖五千兵马编练蓄势，并可广泛联络道府及新军官兵，远胜于老孙那种临时拼凑各类流民上阵，还不必四出募饷银买兵器。责备杨氏“投降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玄妙还在于，10月下旬，就在孙禁止杨衢云和议之同时，不知是否受杨之建议所启迪，老孙却委派平山周持函联系李鸿章幕僚刘学询，说了八国联军陷北京后“清廷和战之术俱穷”之形势，然后“面托足下主持内局，先立一暂时政府，以权理政务。政府之格式，先以五人足矣：主政一人，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其余四人孙安排杨衢云当财政、李纪堂当外政、盛宣怀当内政，孙自己当军政；何启或容闳理外交。甚至请刘联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看他们是否有兴趣加盟。条件是“即速代筹资百万交（平山）周君汇带弟处，以便即行设法挽回大局，而再造中华也！”这就比杨衢云和议南海县衙还高一阶。惟天公不作美，平山周托故没去上海，所以此函亦未送达刘学询之手，宏伟计划无疾而终。值得注意的是，刘学询就是老孙在“伦敦蒙难”时向邓廷铿揭发有谋反之意那位“富豪”，是邓将孙之揭发抹去以掩护刘氏的。此函又可佐证清廷伦敦使馆审讯孙之笔录的真实性，并非老孙解脱后辩称的“构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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