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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历史转折：比较遵义会议与十一届三中全会
在开会方式和内容上，两个会议具有很多相同点。首先，这两个会议都改变或调整了原定会议议程。遵义会议原定议程是，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主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后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被称之为反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引导了会议走向，确定了会议基调，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开得比较顺畅和明确，但为此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也调整了议程。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经济工作。从分组讨论开始，就有人提出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重大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响应。会议超出原定议题，成了一个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其次，这两个会议确定议程、调整和增加议题，都是从当时最紧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入手。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和第五次反“围剿”经验教训总结以及组织问题摆在突出位置。而中央工作会议将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增加到议题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起把党和国家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作为全会的主要任务。
第三，这两个会议对“左”倾错误路线和方针开展了批评和斗争。遵义会议虽然未涉及政治路线的对错，但对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进行了批评。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对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后分别将大家的思想最大限度地统一到毛泽东的重要发言和邓小平的重要讲话上来。
第四，这两个会议都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和调整。遵义会议作出了几项重要决定，其中三项都与组织人事有关。一是毛泽东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升为常委，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二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三是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领导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的权力，同时周恩来还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和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等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如此重要的会议，只有进行组织人事变动和调整，才能改变力量对比，调整和改造领导层和有关工作机构。
策略和发展完善过程之比较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成功，还注意了开会策略，讲究了工作的艺术性。遵义会议在开会的过程中，只在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上进行讨论，没有涉及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之所以这样做，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这种策略，形成了党内的最大共识，也为共产国际后来的认可创造了条件。中央工作会议在小组讨论时，也有人提出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的问题，但是中央没有对这个问题匆忙做结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这也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问题的一个策略，如果条件不成熟硬要做结论，就会造成党内的不团结、不统一。
从两个会议的发展完善过程看，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就是会议本身，广义则是会议涉及的主题和内容，以一个整体去看待，作前展后延，将完成会议的历史使命看作是一个发生、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过程。两个会议召开前的相关会议是发展过程，召开后的相关会议是完善过程。遵义会议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发展过程的会议是中央工作会议，会后完善过程的会议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
重要成果和历史意义之比较
对于遵义会议，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正式作出结论。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作出结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第一次正式作出结论，党的十二大、十四大、十七大报告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有关讲话中也有论述或评价。
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遵义会议“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会愈加凸显。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好这两次会议的伟大精神，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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