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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中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修改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五四宪法”
新中国成立时没有立即制定宪法，而是以《共同纲领》做临时宪法。直到1954年才制定出第一部宪法，即通称的“五四宪法”。
依常理而言，新政权应该尽快制宪，这关系到赋予新政权合法性，以及确定各级政权组织机构的设置。这也是为什么建国伊始即着手制定《共同纲领》的用意之所在。
但问题却在于：何以建国伊始只制定一部“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而不是一部完整意义上的宪法？为什么一直要到建国六年之后，才开始着手制定“五四宪法”？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六年间，斯大林曾三次建议制宪，其如此热衷，是出于什么目的？斯大林头两次建议均并未被中方采纳，又是何缘由？第三次中方终于采纳斯大林的建议，终于启动制宪，背后的推动力又何在？
具体到“五四宪法”本身，其制定的具体过程又是怎样的？这部宪法，在新中国的宪政史上，究竟处于一种怎样的地位，应该如何评价？
●斯大林催促新中国制定宪法，其动机究竟何在？
新中国“过渡时期”不急于制定正式的宪法
从各国的制宪历史来看，政权确立后就应准备起草宪法，制定宪法并以宪法为基础建立国家的政权体系。而宪法的制定涉及制宪机构的合法性，按照制宪伦理，合法的制宪权应属于国民议会，而在新中国，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但1949年建国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不具备，于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三年，经济逐渐复苏，社会日趋稳定，新生政权已经巩固。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共同纲领》已经不适合过渡时期的政权需要。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在其《宪法精解》一书中解读道：
“《共同纲领》是个建国纲领，它规定的一套政治、经济制度主要适应建立新政权的需要，不适应国家正规化经济建设的需要。在政治体制上，《共同纲领》规定的政权性质，是一个由各阶级、各方面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共同纲领》下，国家还没有一个正式通过民选建立的政权机关，而是由政治协商会议暂时行使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尽管如此，新中国却并没有急于立宪，决定在过渡时期暂时不制定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打算在进入社会主义后才制宪。
立即制宪，会面临一个“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的困局
为什么新中国在过渡时期不急于制宪？
据历史学者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分析：“新中国作为成熟的国家形态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按苏联的模式，是不应该存在“资产阶级”的，而将中国既存的承认资本家、富农的存在与保护私有财产的现实，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在过渡时期也只能如此），似乎对于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过程，会有某些法理上的麻烦。刘少奇在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中，比较明确地说出了这个意思，“如果我们在今后两三年内制订宪法，势必重复共同纲领，承认资本家的财产及剥削雇佣劳动为合法。但是再过七八年以后，我们又要把资本家的企业国有化，再制订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似乎是有些不好。”
1952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抵莫斯科，参加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刘受毛泽东之托，写信给斯大林，说明新中国为何不急于制定宪法。信中说：“因为中国目前已有一个共同纲领，而且在群众和阶层中有很好的威信，在目前过渡时期以共同纲领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可以过得去的。如果在目前要制定宪法，其绝大部分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还是要重复共同纲领。在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化，不过是把条文的形式及共同纲领的名称改变而已。因此，我们考虑在目前过渡时期是否可以暂时不制定宪法，而以共同纲领代替宪法。”中共中央认为政协全体会议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加以修改补充，待中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制定一个正式的社会主义宪法。
斯大林1952年建议新中国制宪，以完成向“一党政府”的转变
斯大林对中共的制宪思路有所异议。1952年，斯大林提出三条理由劝说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一是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二是所谓泄密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三是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转换。
刘少奇将斯大林的建议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汇报。中央在经过酝酿讨论之后决定：尽快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1952年新中国为何积极采纳了斯大林的“尽快制宪”建议
这已是斯大林第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第一次是1949年刘少奇秘密访苏联之时，第二次是在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之时。前两次建议均未引起中共的共鸣，何以1952年却获得了新中国的积极响应？
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如此解释：“真正打动了毛泽东，让中共痛快地改弦更张的，还是斯大林所谈的最后一点，这的确是最具诱惑力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妙就妙在通过看似最合理合法的选举，可以将还稍微有点“民主协商”味道的联合政府，改换成为一党政府，而变成一党政府之后，再在组织政府的时候“给其他党派以恩惠。”由此，民主人士被从权力结构中排除，变成了完全意义上的点缀，却又必须对共产党感恩戴德。”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进行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
斯大林三次敦促新中国制宪，其实是害怕中国走上“南斯拉夫道路”
斯大林如此热衷于敦促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站在斯大林的角度，其目的何在？
据张鸣《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一文分析：“他（斯大林）真正想要的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体制的一党政府转换，也就是向苏联体制的转换。斯大林最担心的还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尽管在中苏蜜月期间，针对苏联的民族情绪已经被压制到了极点），而中国的非党知识分子，恰恰是最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温床（鉴于俄国人自清末以来，对中国有着分量太重的不良记录，所以完全消除针对俄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非易事），中共建国前后，反对“一边倒”的声音多来自民主人士，对此，斯大林当然是清楚的。所以，在斯大林眼里，中国充斥了民主人士的“联合政府”，作为某种一时的权宜安排当然并无不可，但长期存在下去（至少按中共的时间表已经太长了），不能说不是一种有可能导致中国向民族主义方向发展的隐患。最大可能地消除各种隐患，彻底断掉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的可能性，才是斯大林在中共明显表示不情愿的情况下，坚持要中国制宪的背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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