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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中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制宪具体情形：起草小组由毛泽东及其三位秘书组成，均非法学科班出身
毛泽东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小组核心由毛泽东及其三位秘书组成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由32人组成，包括毛泽东、朱德、陈伯达、胡乔木、宋庆龄、马叙伦、马寅初、李济深、李维汉、田家英等等。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李维汉任秘书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协助。委员名单由毛泽东提出，构成比例为：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各2位，其余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各1位。
此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起草小组为宪法起草的核心，成员四人：毛泽东、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后三者当时都是毛泽东的秘书。1953年12月27日，毛带领宪法起草小组，也就是自己的三位秘书，前往杭州亲自起草宪法。
作为宪法起草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当时的制宪思路和制宪理念是如何呢？
毛泽东于1953年3月初在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中指出：“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而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也谈到：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宪法通过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上述思路在“五四宪法”序言中得到体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宪政学者蔡定剑如此评价毛泽东的宪政理念：“毛泽东关于宪法是总章程的观点，是从他宪法确定总路线的观点引申出来的。把他当时制宪的有关思想联系起来，他的总章程主要是指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宪法让人民明确走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起草小组核心成员都不是法学科班出身，田家英“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
由于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都不是“宪法”学出身，故而当时曾开出过一个参考书单，其中包括了苏联、东欧、法德以及中国过往的宪法文本。据参与“五四宪法”制定的法学家董成美教授回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宪法起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多条文都是由田家英亲自起草的。他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没有专门学过法学，但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相当高的智慧，在起草工作中作了大量工作，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常常一夜能把苏联民法教材看完，看完后就喝酒，第二天早上就向我提出这本教材的好处和不足之处，能提出许多令人吃惊的意见。”
当时宪法起草小组还编辑了三辑《宪法参考资料》，董成美教授回忆说，“当时好像只是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料整理起来而没有参照或学习他们的，主要参考的还是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宪法资料”，“有人提出两院制……我记得两院制是由当时的民盟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章伯钧的两院制， 那是资本主义国家搞的东西，我认为应该实行一院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制宪大讨论参与人数众多，但知识分子与党外人士在讨论时已有所忌惮
“五四宪法”从1954年3月23日提出初稿到1954年9月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经历三次讨论。董成美教授回忆道：“第一次大讨论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组织了17个讨论单位，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成立了18个讨论单位，共8000多人讨论了两个多月，提出了很多意见。……第二次讨论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公布宪法草案后，交付全民讨论。全民讨论进行了近三个月，参加讨论的人有一亿五千多万人，提出的意见有一百多万条。……第三次大讨论是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作了修改后，提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两次临时会议讨论通过。”
但据曾参与“五四宪法”起草讨论的另一法学家吴家麟回忆：“至于大讨论，到底有多少人参加，各种说法不一。其中一个是童成美教授，他做了意见的整理工作，他说有一百多万条—我就不信有一百多万条，这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但他就是这么说的……”
虽然宪法讨论符合程序，但效果如何，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考量。据郭绍敏《历史的五四宪法：文本和现实之间》一文分析：
“首先，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虽然广泛参与制宪过程，但政治压力已使他们多少有所忌惮，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在讨论时是否充分表明了内心想法应予质疑。从1951年开始，党的某些做法已经在力图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促使他们向马列主义转变。其中一例即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党把武训作为反面人物的典型，因为他企图通过教育和改良，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改造中国’。同时，文学界在丁玲的领导下也开始进行整风。尽管手段比较温和，也显明了党对人文社会科学界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控制的倾向。而毛泽东对梁漱俱的批判更是昭示了政治领导人某些情况下的不宽容和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甚或党外人士的排斥倾向。1953年9月16-1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期间，梁漱溟直言顶撞毛泽东，引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虽然作了一些删节和文辞上的润饰，但毛泽东对梁漱溟的评论的后半部分却表现出更为激烈的训斥。’比如，‘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尽管这些不像后来的胡风事件及‘反右’运动那样对知识分子进行直接打压、整治，但它之对知识分子的影响肯定是多少存在的。在面对新政权之时，自由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尤其是前国民党官员不可能没有顾忌和政治敏感性。如果讨论问题时不能允分展示内心想法，则其效果难免要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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