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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记：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
故宫文物“南迁”期间，北平故宫博物院驻沪全体同仁，摄于1935年。
前排右四为院长马衡先生。欧阳定武供图
抗日战争期间，13427箱故宫文物的精华被迫运离北平，先至南京，后至西南，分南、中、北三路辗转流离，跨越两万里、14年光阴、1场战争。重返故都时再次清点，几乎无一损毁、遗失。
“这在旁人看来是个奇迹，其实，不过是那时候的故宫人把文物看得比命重，他们觉得文物神圣。”
在故宫博物院东南角对面的景山前街15号里，欧阳定武老人泡好一壶茶，向记者讲起了一段有关他父亲的往事——1933年～1947年，故宫博物院为躲避日军战火，曾有过一次浩大的文物“南迁”——13427箱文物分5批运至南京，“七七事变”后又分南、中、北三路辗转西迁，水陆交通并用，分别在贵州安顺（1944年日军侵黔后，转移至四川巴县——记者注）、四川乐山和峨眉山“避难”达七八年之久，抗战胜利后才陆续集中到重庆，1947年“回迁”南京。
欧阳定武的父亲欧阳道达，正是中路“迁徙”的负责人。
“在当时的运输和存放条件下，‘敌人’不仅有日军、土匪和炮火，还有潮湿、白蚁和鼠患，1万多箱文物中，除了个别几件外，竟都完好无损。”南路“迁徙”负责人庄尚严的儿子庄灵，隔着台湾海峡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它是世界文物播迁史上的奇迹，绝不为过。”
是什么让奇迹发生？
“故宫人打包就花了半年，文物包装至少有四层：纸、棉花、稻草、木箱……保证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故宫博物院接到指令，将文物装箱“南迁”。
经过反复斟酌，1932年秋，故宫人开始进行文物的挑选和打包。选“南迁品”花了几个月，最终选定的珍品包括书画近9000幅，瓷器2.7万余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余件，还有《四库全书》等各种文献。
如何处置这些故宫文物的精华？
“现在人可能想不到，故宫人光打包就花了半年时间，一共打出13427箱。”记述这段文物“南迁”史的大型报告文学《承载》一书的作者——江苏省文化厅厅长章剑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件文物的包装至少有4层：纸、棉花、稻草、木箱，有时候外面还套上个大铁箱。这一步骤保证了运输途中不论翻车、进水，损失微乎其微。”
1924年即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庄灵告诉记者：“听父亲讲，故宫人为了打好包，曾专门去琉璃厂请来大古董商号的专家传授方法；对一些易碎的瓷器，还打开入宫时没开封的景德镇瓷器，比照景德镇当时的包装，学习。”
尽管有古董专家指导，但据章剑华介绍，如此精密的打包工程，主要出自故宫人自己的摸索和试验。“由于不放心，1.3万多箱文物，几乎都是由故宫里的文物专家、老职工，包括当时的领导亲自动手，每一件、每一箱都非常严密。”他说。
尤其是占到文物总箱数近1/3的瓷器、青铜器和石鼓，最怕运输颠簸。“一般一个瓷盘会被五六个叠放捆绑，先以棉花裹住外侧，再用纸包起来，最后用绳子绑紧，才能装进长1尺、宽50公分、深50公分的特制木箱里。”章剑华告诉记者，待故宫人经过反复地空中落下试验、确认无误后，才在箱子外面打上当时政府和北平故宫博物院的封条，封条上记载着封存的年月。
就这样，从挑选“南迁品”到如此耗时地包装完成，故宫人共花了近一年时间。而欧阳定武告诉记者，“南迁”途中，正是这些“繁复过度”的包装，帮助这些中华文化瑰宝度过几次“劫难”。
“1.3万多箱文物，来回两万公里路程，没意外是不可能的。比如在乐山、峨眉，就有守卫不小心枪走火、汽车在马路上翻车这样的事故。”欧阳定武介绍，但由于包装“瓷实”，有时箱子落水了，因为有油纸隔着，书画最多边角受潮；有时瓷器箱摔了，裂缝也被减到最小。
“这些损失，途中故宫都有专人一一记录下来。”欧阳定武坦承，“‘无一损毁、遗失’其实是个统计学概念，并非没有一丝一毫损坏，但完全损坏到不可修复的，只有几件。与几十万件文物相比，确实近乎于零。”
令庄灵印象最深的，是1933年前时任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曾责成他的父亲庄尚严打包石鼓。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上有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石鼓的字刻在石皮上，但当时石皮已经与鼓身分离。“每个石鼓都有一吨多重，石头很旧，外头都风化了，一不小心就蹭到字。”庄灵回忆道，他至今还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完成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
他的困惑在故宫博物院现任院长郑欣淼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解答。2010年，郑欣淼在《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中追叙：“故宫人经过反复商量，使用浸湿的高丽纸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轻捺，使纸张接近石身，干了后就固定在那里，即把石皮上的字紧贴于鼓身上；然后每个石鼓包上两层棉被，棉被外又用麻打成辫子，缠紧棉被；再把石鼓放在厚木板做的大箱子中，箱内用稻草塞严实，箱外包上铁皮条。”
庄灵记得，全家来台湾后很久，早已运回北京的石鼓才重新开封。“父亲负责打包的石鼓毫发未伤！我哥哥把信息传给父亲，在台湾的父亲顿时快乐得不得了，他对他的文物，是尽了力了。”连着海峡那一头的电话里，似有哽咽之声。
“一个扛箱工拿一个牌子，收到牌子，说明一箱文物重新入库了。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除扛箱工外都要签字画押。”
13427箱故宫文物，从北平到南京，由南京“分流”到贵州、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庆聚首，又重返南京，路途漫漫，战火纷飞，如何保证一箱不差？
“这首先得益于故宫一套规范的文物清点、核对制度。”欧阳定武骄傲地告诉记者。
“‘南迁’之前，故宫人对每一件运出的文物，全部重新清点、核对、编号、造册。由专家、行政人员和领导组成5～6人小组，按照青铜、瓷器、书画、玉器等门类分头进行，记录人、审核人、唱票人、监理人都要签字。从北平出来的时候，每个箱子都有编号。”章剑华表示。
随5批文物一同离开北平、走完全程“南迁”路的，还有20位故宫人。其中，包括马衡、庄尚严、那志良等近10位故宫专家，还有工人、眷属一大批。
“父亲他们不跟着不行，因为是需要在单子上签字的。”欧阳定武一字一句地说。
这批文物运到南京后，曾一度存放在上海，期间经历了一次“再核对”。一套更规范的制度，基本在那时确立了下来。
“比如一件文物，品名、年代、尺寸、颜色、花纹都要在写在文物单上，装箱的时候，装箱单就封在箱里。另一份原始单子要装订成册，印刷出好几份，除了故宫人自己留存外，还要分送给政府文物主管部门。这样几家‘对册子’，文物数量就不敢无缘无故地缩水。”欧阳定武说，“不仅在上海，以后到重庆、回南京，大家都照做不误。”
战争年月，运输途中的波折超乎想象，而故宫人是靠一套“落实到人头”的制度，完成这次奇迹式迁移。
“从1933年正式迁出北平起，沿途就很不容易。据我所知，有一次运送文物的消息在徐州走露了，有土匪准备劫火车。当地政府头一天剿匪，第二天火车通过，很悬。”欧阳定武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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