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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文物“南迁”记：文物每动一个地方都有记录
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首都南京有不保之虞，中央政府决定西迁，1万余件南迁文物也分三路追随：南路80箱由庄尚严负责，中路9369箱由欧阳道达负责，北路7286箱由那志良负责。其中除了故宫文物外，还包括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的珍品。据章剑华介绍，为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所有车辆上，均配有故宫人全程直接押送。“从总押运官到每个押运小组，必须盯在那里，不离开文物一步。”
漫漫长路并不总是那么“规整”，很多时候，需要靠原始的“扛箱”方式前进。故宫人如何应对繁琐的文物“挪窝儿”？
“按照规定，文物每动一个地方，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故宫人必须有文字记录。”欧阳定武告诉记者，他的父亲欧阳道达由于是三路总负责，为此签下的字不计其数。他还告诉记者，即使对扛箱工，也有“牌子管理法”。“那时候，一个扛箱工要从出库管理员手里拿一个牌子，箱子运到了，牌子就交给入库管理员，一个牌子算一个活，摔了箱子要登记。”他说，“出库、入库管理员都由故宫人担任，运完了两边要对牌子，核对好了，签字画押后才能发车，有点差错就走不了。”
欧阳定武1940年在乐山出生，在他从南京回北京的途中，印象中没有一例工人失手摔箱子的事。
这样的制度，也保证了庄尚严护送的80箱精品书画、瓷器等，能够经湖北、湖南，辗转到贵州贵阳、安顺，再到川南巴县，无一损失。“父亲告诉我，从1937年最后一批文物离开南京，到1947年文物回到南京，两个日期竟是同一天。”庄灵这样告诉记者。
然而，宛若原初的文物，其实已走过千山万水，跨过整整10年。
“为了和白蚁、潮湿、鼠患斗争，文物需要定期晾晒，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
除了堪称颠沛流离的运输外，故宫人面临的另一问题同样严峻：如何让1.3万多件文物精品，不毁于“保存”期间？
这一担心事出有因。“战乱期间，能用的‘仓库’都非常天然，不是祠堂、庙宇，就是山洞。南方天气潮湿，白蚁滋生，几年下来，那些书画、绸布、青铜器，怎么受得了？”欧阳定武反问道。
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管理“仓库”的故宫人平时要请治蚁专家，药物祛蚁；天气晴好、相对平安的时候，还要把文物定期拿出来整理、晾晒。“晾晒是个技术活儿，哪一箱需要晒，故宫的专家们很懂。”章剑华告诉记者，按照那时的故宫制度，每一次晾晒都要有专家在场，有卫兵把守，有几个人签字。“有的必须专家亲自动手，工人主要是协助。”
“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晾晒必须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欧阳定武也向记者证实，“记得那时候经常租农民的场院晾文物，场院外围有部队站岗、放哨。另外，谁开箱、谁监督、谁晾晒、谁装箱、怎么入库？这个过程都有一个清单，又叫‘出组单’，小组里每个人都必须签字。”
尽管每组规模不一，但欧阳定武见过最多的是10人左右的小组。“大一点的开箱整理，当时规定还要有法院、军队、政府的代表到场，总之，必须保证有人做事，有人监察。”
数年“避难期”里，缺场院、缺人手是家常便饭，因此，不少书画至多每年“轮上”通风一次；文物停在乐山和重庆期间，由于白蚁、鼠害趋紧，故宫甚至动员家眷们一起上阵，欧阳定武的母亲也曾是其中一员。
对庄灵来说，故宫人的签字程序，并没有给年龄尚小的他留下太多记忆。但随父亲给文物“吹吹风，晒晒太阳”的经历，却成为他童年回忆中的一段幸福时光。
“我们的‘仓库’——安顺华严洞和巴县飞仙岩，几乎都四野无人，非常僻静。我和哥哥经常在露天场子里，看中国人最好的字画，晚上就跟父亲玩‘文物接龙’，你说朝代，我说画家，他说作品。后来到了台湾，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时，不时能在字画里发现我的‘旧相识’。那时候，我们曾近在咫尺。”
“那时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严密的文物管理制度，似乎必然令那场堪称奇迹的文物“南迁”顺利完成。但欧阳定武和庄灵却不同意。
“我一直认为，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比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庄灵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可以说，我父辈那一代故宫人的整个生命，都是为了文物的完整。”
在欧阳定武的印象里，父亲欧阳道达即使在暂时结束运输、出任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期间，也每天不闲着。“父亲上班、下班，天天如此，轰炸的时候也一样。”
“那首先不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是一份兴趣和事业。”欧阳定武表示，在故宫人眼里，文物神圣。“对父辈来说，把文物交到你手里，是莫大的光荣，所以，你也必须兢兢业业地担当。”
欧阳定武告诉记者，这场“南迁”当中，有不少随行人员还是毛头小伙儿。他记得最深的，是个只有16岁的小孩，姓李。“文物交给他，不论年龄，他一样要负起责任来。”
庄灵则告诉记者，父亲庄尚严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第二天，启程护送80箱文物向南进发时，就已自认为“一辈子是故宫人”了。1944年，庄尚严护送文物从安顺华严洞到巴县飞仙岩。由于战时薪水停发，庄尚严一家护送途中，时有风餐露宿。“当时的‘飞仙岩’，原是巴县深山里的一条石油沟，只通一条石子路，山里还有老虎出没，这是我童年的恐怖记忆。”庄灵打趣说，“现在回忆起来，却是一段好时光。后来，父亲把石油沟里藏文物的地方，命名为‘飞仙岩’，旁边的小河命名为‘虎溪’。”
庄尚严后来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后人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箱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父亲爱不释手。”庄灵告诉记者，晚年时，庄尚严还自称“守藏吏”。“父亲一直告诉我，他1924年‘入宫’，当的不是皇帝，是维护国之重器的老工人。上一辈故宫人能为文物，做到无怨无悔，是今天最令后辈佩服的地方。”
“有一句话说‘国家灭亡以后，有复国之日；中华文化一断，永无补救之举。’”在章剑华看来，这场文物“南迁”承载了太多厚重的东西，“故宫文物承载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飞驰的列车、远航的江轮和翻山越岭的汽车，承载了故宫的万箱国宝，故宫人则承载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但欧阳定武在面对记者时却一再强调，文物“南迁”奇迹，是一场举国合力。
“它绝对不是一个博物院院长、几个知识分子就能做到的，那个时候，有军队护卫、有人民支持。”他告诉记者，文物运出北平时，每节车厢都有军警；火车经过的每个分段，地方都会派出军力；一些路段还设有骑兵，沿路跟着火车跑。
“到了乐山，存放文物需要占用人家的祠堂，几个村子的族人没有二话。”他说，“包括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招募工人、找船，谈价这类事，很多地方百姓都会包下来，他们也觉得这是责任。”
故宫人的功勋没有被忘记。1946年，由于护持故宫文物有功，欧阳道达获得了政府颁发的“抗战胜利勋章”。在北平故宫博物院里，获此勋章的只有两人。另一人是那志良。
最后，当记者在景山前街15号昏暗的阁楼里，向欧阳定武问起他父亲那枚传奇的勋章时，老人一边将鼠标滑向电脑上父亲的老照片，一边低声回答：“那个勋章，父亲有生之年从没对家里人提起过一个字。我是看了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才知道父亲原来获过勋章，那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李坤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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