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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张学良称自己软禁公平是法盲之说
1937
：特赦郭沫若
北京卢沟桥“七七事变”点燃了全面抗战的烽火，烧断了悬在郭沫若头顶的通缉令。1937年7月25日，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无法忘却的人物，经过一番乔装打扮，隐身于“日本皇后”号头等舱，悄无声息地登陆上海，返回了阔别十年的故国，用他的“笔杆子”参与到中国民众对日战争的大合唱。
如果不经蒋介石特赦，这个10年前发表讨伐蒋介石战斗檄文的诗人，可能还得潜藏日本研究甲骨文。
1927年春天，摧枯拉朽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插上南京城头之后，毅然决然地将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以坚决导向右翼的姿态，与左翼特征鲜明的武汉国民政府分而治之，公然将国民党分化成宁汉两大阵营，一个偏“左”，一个偏“右”。
就在这位总司令刺刀闪闪志得意满之时，一个叫郭沫若的人，突然指责蒋介石叛变革命，说他“已经不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在这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中，郭沫若号召革命军群起反蒋，他说，凡是有革命性的人，有良心的人，忠于国家的人，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反蒋！反蒋！”
此时的郭沫若，是蒋介石名正言顺的部下。北伐的旗帜向天一舞，蒋介石就将郭沫若从今天的中山大学，引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昔日的文学院院长很快就成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忠诚于上官，是蒋介石带兵打仗须臾不可忘却的原则，他觉得自己被欺骗了，郭沫若投笔从戎之初，只是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是蒋介石将他擢升到高位的。一生信奉忠诚高于才能的他怎么也没有料到，郭沫若不仅没把他当作政治上的恩人，反而做了反蒋急先锋，去捧汪精卫和共产党的场。
是可忍，孰不可忍。40天后，当蒋介石获知，在南昌朱德家中写就讨蒋檄文的郭沫若，已经跟共产党走了，随即发出通缉令，指责郭沫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告知军政长官们，不但要通缉郭沫若，还要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不久，匆匆逃离的郭沫若，与朱德等人发动了南昌起义。我们知道，南昌起义失败了，在共产党人的安排下，1928年的郭沫若一边在日记中感叹“又要踏上漂流的路”，一边收拾行装重走老路，奔赴年轻时留学的日本。
十个年头过去了，卢沟桥的枪声掀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认为，让蒋介石特赦郭沫若的时机成熟了。作为郭沫若的朋友，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委的陈布雷一直希望拆卸蒋介石套在郭沫若头上的紧箍咒。他向蒋介石进言，强邻压境，国运危急，枪杆子金贵，笔杆子也金贵，恳请蒋介石让郭沫若回国抗战。
两个月后，被特赦的郭沫若在陈布雷的斡旋下，重见故人蒋介石，他说他从蒋介石的眼神中读出蒋介石抗战的决心，蒋介石任命他领衔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管抗战宣传。
特赦是一个不分中西均有悠久传统的古老制度，如果你喜欢看帝王将相的肥皂剧，你时常会看到高高在上的皇上，法外施恩，赦免罪臣，罪臣高呼皇恩浩荡，泪流满面。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特赦是肥皂剧中帝王的特权，专制的特产，没想到，法治时代对特赦痴情不改，很多国家的宪法都堂而皇之地赋予国家元首或者议会特赦权。所不同的是，告别封建专制的特赦，与皇恩无关，与神权无涉。当年陈布雷以“宽宏大量”等词语，歌颂蒋介石特赦郭沫若，蒋介石殊为得意，岂知，法律特赦名义上是元首或者议会作出的，实质上却是国家行为。
过去几十年内，美国、俄罗斯、阿富汗等国都曾实施过特赦，特赦背后的国内矛盾、国际矛盾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因为可以将国家祸乱消弭在萌芽状态，特赦被誉为国家的智慧。诞生于宪政民主、肇始于刑事法治的特赦，是国家树立的严刑峻法的平衡木，它的存在提醒世人，法律是冰冷的，也是仁慈的。对那些法不能恕，情有可原的罪犯，法官不能丢弃司法的职责，免予其罪，这时候，元首或者议会则可以特赦在法律之外予以补救，让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得益彰。
早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当中，特赦权就是白纸黑字写明的总统的权力。蒋介石有权特赦郭沫若，靠的是特赦权在民国法律上的传承。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毛泽东曾四次特赦过战犯。及至今日，我们的宪法在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时候，还不忘写上“决定特赦”四个字，然而，自1976年最后一次释放在押战犯以来，特赦30多年来一直没有实施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几位著名的刑法学家公开发表文章，呼吁大庆之际实施特赦，声响很大，但当政者没什么回音。
郭沫若先生已经过世多年，呼吁特赦的声音他已听不到了。假设如果我们有机会请他从自身经验出发，结合当下中国现实，谈谈中国要不要完善特赦制度实行特赦，不知道他会怎样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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