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拷问历史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头脑风暴”—参加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座谈会感悟

 

8月底，我有幸参加了由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南方周末报社主办并由腾讯网支持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座谈会。从我内心来讲，对参加这次座谈会充满向往和冲动，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今年恰逢辛亥革命100年、中共成立90周年、苏共亡党20周年，决议也发表30周年，确实需要对《决议》进行民主开放式总结；二是当前恰逢所谓中国第四次民主化浪潮和极左倒退派活动之高潮，这次会或许是浪潮和高潮对冲下的大朵浪花；三是恰逢明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是中国式选举的大年，召开如此政治性现实性很强的座谈会，或许对中国民主政治有一定推动作用，真是议题重要，意义重大，机会难得。座谈会在北京东三环国贸桥东的万达大酒店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有100多名政界、经济界、理论界、法学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包括高尚全、胡德平、张胜、郭道辉、江平、何方、辛百家、宋晓梧、杨启先、于建嵘、张维迎、张鸣、吴思、何兵等“旧官新贵”，反正主席台上就座的都是过去和现在职务高的，还有草根代表如中国第一位个体户、现全国政协海外侨胞列席委员姜维；参加者多是在北京工作的，也有从香港和外地赶来的，四十多人作了主题发言。腾讯网对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从会场布置到微博直播，给座谈会增色给力不少。特别是座谈会畅所欲言，直接表达了各界对《决议》的新认识，尤其是对民主政治、改进中共领导、推进国家政治改革的意见，有激情，有辩论、有探讨，针砭时弊，令人深思，真可谓一场拷问历史、直面现实、憧憬未来的“头脑风暴”，只可惜是来得晚了一点，但肯定对推动中国政治改革有“摇旗呐喊”之作用。主要印象和感悟有以下四点：

 

　　一、肯定《决议》显正气。与会者对《决议》的作用和历史意义给予了肯定，主要是积极评价了《决议》内容上的“两个否定”和文件的民主形成过程。普遍认为，邓小平决定组织4000人对《决议》草稿进行大讨论，“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空前深入、具体的研究”。用这种有控民主的方式研究极为敏感的当代历史，在中共党史上是空前的。它一方面说明了中共有民主的传统和作风，说明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对党对国家所具有的强烈自信心和崇高权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研究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功用，大讨论实际上就是一个思想教育的过程，是一个民主集中的过程，通过讨论、集中、再讨论、再集中，统一了全党全国的认识，做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有人把这种方式提炼为“有博采众议的一面，也有力排众议的一面”；有立党为公的大局考虑，也有为我所用的政治计谋。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认为，三十年前对《决议》的大讨论，是党内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吴思谈到，《决议》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回到了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回到了八大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上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对政治改革的设想对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姜维谈到，当年我是全国第一个申请执照的个体户，社会上认为不是好人。胡耀邦接见我们时说，当个体户是光彩的，我们是含着热泪聆听的。《决议》肯定了多种所有制的积极作用，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有切身感受。也有学者认为，《决议》本身是政治决议，是政治妥协、整合、平衡的产物，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和认识去苛求《决议》，它的历史作用是不能抹煞的。很多与会学者谈到，当年看到《决议》，那是满篇亮点，激动人心啊，但现在再看，难以再现当年的感动和激动，但《决议》还是要肯定的，没有《决议》，就没有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胡德平认为，《决议》总结历史失误，留有余地，没有说过头的话，是高度政治艺术的表现。《决议》批判否定文革的底线不能突破。近来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是违背中央《决议》和锦涛同志讲话精神的。笔者感到，虽然与会者对《决议》的历史作用言语不多，是因为中央文件和党内权威的解读已经说的够高、够满了，况且也不是当下大家关心的问题，但对《决议》还是要有个科学的态度，不能因为有局限性就否定其科学性、合法性。如果像有些人既要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要否定新民主主义理论；既要否定文革十年，还要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那就不单是“为了解决了一个问题，制造了更多的问题”了，而是要重新改写中国的历史了，要站在党和国家的对立面了，也就严重背离了此次座谈会的初衷了。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政治讲底线，这就是中国特色，或是政治民主中国化。

 

　　二、辨析《决议》显大气。对《决议》存在的不足，与会者谈得比较多。胡德平谈到，三十年前的决议，自我批评还是不够的，从制度上检讨党内民主不够深入。如党内的极左，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等。革命时期搞集中，还好理解。现在还这样，就不好理解。为什么民主集中制，民主总是弱势，集中总是强势？《决议》没有回答解决好。于建嵘认为，《决议》没有全面检讨建国三十年中共执政存在的问题。中央党校沈保祥认为，《决议》想突出解决毛泽东评价，将毛思想与毛错误分开，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决议》是政治问題决议，有些话不合实际，如评价华国锋。文革出现，既有错误判断的主观原因，也是官民矛盾激化的客观因素。毛泽东发动群众解决问题的想法是对的，但方法错了。蔡霞指出，中共对文革反思不够，该否定的没有及时否定，党内有政治企图的人会利用群众，实现个人目的。陈波认为，《决议》受邓小平主导，党内有些好建议没采纳。对文革反思不够。于建嵘指出，现在来看，《决议》存在很多不足，如执政者在执政过程中犯了什么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什么灾难，导致错误的原因和如何克服，这些问题在《决议》中都没有说清。清华大学教授李楯认为，现在文革沉渣为什么还泛起，因为很多该否定的没有否定。我们缺少忧患意识，只有敌情意识。政权在你手里，就说造反有理；政权在我手里，就说维护稳定。缺乏一种真正实现稳定的价值观。有的学者认为，《决议》的文字表述也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如“四人帮”在文革迫害老干部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就不是主导作用，谁在发挥主导作用呢？还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和目的，甚至是为了长期执政，这实际上都是错的，把手段当成目的和目标，偏离了党的根本宗旨。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是中肯的，源于对党、对中国历史的清醒认识和使命精神。至于把卡扎菲政权轰然倒台说成是学中国的结果，学毛泽东的结果，学文革的结果，则是不妥不当的。如果是戏说，那还能调节会场气氛；如果是真说，那历史就不是镜子了，真成了婊子了！

 

　　三、直面现实显勇气。宋晓梧谈到，今天重看《决议》，心情有几分沉重。当年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才有了万众一心搞经济建设，才有了今天成就；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才有了这样的经济活力。现在又有人给我们写文章提出要以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社会问题，分析劳资矛盾，象前不久发生的通钢事件等，有人提出用阶级斗争思维解决劳资纠纷，我虽不认同，但也让我担忧。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谈到，否定改革开放的势力不容小看，国家要举什么旗是大事，如果纵容极左派乱闹，国家将有大难。北京大学张维迎认为，今日中国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只有利益，没有理念。三十年前有一群有理念的人，现在风气坏了。当年中央找浙江省长沈祖伦谈话，让他出任省委书记，他找中央汇报，说我只适合当省长，不适合担任省委书记。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人吗？空出一个位置或将有一个提升岗位，有多少人去非法竞争啊，用钱去交易啊。政治家不能从公务员中产生。政治家靠得是理念执政，公务员则是机械化，无思想，一切听上边的。不彻底否定文革，中国人灵魂就不可能干净。何方谈到，邓小平在江泽民刚担任中共中央总总书记时曾对江说：“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能说了算？可见，人治是中国、中共的历来传统。江平指出，现在有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个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社会特色论。稳定的标准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就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张木生认为，办好中国当前的事情，应当坚持党的领导，更要改善党的领导。在今年的“两会“代表中，农民工代表只有两名，而个人资产在亿万以上的“富豪”身份代表达100多人。中国经济到拐点，贫富差距接近拉美。我们30年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也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好多问题出在党内。需要好好反思总结。于建嵘谈到，现在思想解放还不如三十年前。党的治国理念存在问题。国家是谁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基本制度该不该改革，问题从哪来？党连自己的法治都不遵守，人民怎么办？沈保祥谈到，今天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还是在执政党。关键是要推动党的改革，党身上的封建东西很多。党建关键要民主化、科学化，党要现代化。党建的好理论、好提法不是没有，而是不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很多东西不落实，十八大中央如何向全党交待？何兵谈到，现在理论上也比较浮躁，谁上来都想搞自己的一套东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不清，又搞什么核心价值理念。有些理论上面很重视，下面很冷淡。中央党校王长江认为，许多问题的悲哀在于党声称要长期执政，好像是有执政瘾；当年《决议组织》几千人讨论，现在行不行？越南共产党搞改革是全党讨论，我们则把改革当成是自己家里的事，家丑不可外扬，公开讨论就成了泄密。制度建设让部门自己去搞，结果就成为部门谋权。张胜谈到，反腐败，有一个公权力的遏制问题。权力高度集中，一个市长凭一支笔， 就可以决定几个亿投向哪，投给谁，能不腐败吗？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笔者感到，上述发言，针砭时弊，针针见血，体现了干部、学者、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良心和忧患意识，有的观点或言辞如果有点偏激，那也是事出有因。执政党一定要有忧患意识，不仅是对执政危机的忧患，更是对民族复兴、国家前途的忧患，一定要高度重视民生、民权、民主问题，特别是对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遮遮掩掩或搞“鸵鸟”对策。如果在此时还搞“天下风景，唯有这边独好”的老一套，那就不是躺在成绩上睡大觉，而是躺在炸药包上睡大觉了

 

　　四、献计献策显名气。郭道晖提出，历史和现实已经给共产党提出新的考题，那就是要从革命党转型为宪政党。具体办应好三件重要的事，一是开放三十年前大讨论的档案；二是开放对毛泽东的讨论；三是开放对这些年改革开放的大讨论。通过大讨论，集中大智慧，形成大共识，加快执政党的转型。宋晓梧谈到，解决现实存在的大量劳资纠纷，一定要完善工会及其他制度。现在是地方不听中央，GDP劲头特别大。中央不能继续收权，要向社会放权，民主政治不能后退。张维迎提出，要全面落实宪法，宪法内容不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条，用坚持党的领导替代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那是很可笑的。江平认为，依法治国，有两个谬论要狠批，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论，一是中国国情论。三十年前我们否定了“两个凡是”，今天我们又有两个误导理论，稳定压倒一切论，中国国情论。所谓的稳定的标准，官民的理解是不一样，实行民主才是真正的稳定，现在说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是有权的人自己理解的。社会制度上的差别是理所当然的，但过分强调特殊性，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就把人类的共同的理念给忽略了。共同的宪政、法制、人权的理念是最重要的。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认为，现在内地老百姓的怨气很大，无论是发财的人还是贫困的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怨言，积怨甚重，怎么办呢？有的国家和地区选择了一条开明专制的路，象新加坡和香港，走的就是开明专制之路。小国家和地区能这样，但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行不通。世界上有四种模式对付腐败，一是政变，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开明专制，四是暴民运动。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和法治。这个是绕不开、跨越不过去的。如拖的时间长，代价将更大。张胜认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要有稳定的国际形势，可以让我们专心改革；二是要恢复党的威信，身体健康，百姓支持，否则推上手术台就下不来了，改革就要夭折。全国律协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的思考比较深入。他提出，需要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思考改革开放。首先，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过程。要改变我们的维稳思维和模式。过去，我们的思路一直是“堵”，而不是“疏”。靠权力而不是靠法制，靠高压而不是靠疏导，靠封闭思想封闭言路而不是靠开启民智，靠压服制服而不是心悦诚服。现在的维稳方式，用的经费很多，强制拆迁，抓人截访，方法简单粗暴。这种思路，只会让老百姓愈发敏感和反感。维稳的基本思路出了问题，需要认真思考。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还有不少思想禁区，需要无私反思，需要思想的大解放。第二。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要从全面的思路思考，不能再“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如果有了现在这样的经济基础，有了这样成熟的思想，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个国家是要出问题的。第三，要重建政治道德。现在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关键。像武汉的徐武案件，到广州的电视台大院绑架“被精神病”的人，公安局的人、保卫处长到那里就被围堵，不敢拿出工作证，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依法执法。一些地方官员骄橫跋扈，被权力冲昏头脑，公开以党自居，说你反对我就是反对党。这种政治道德缺失，对社会的劣化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第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司法改革突破。这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可以为平稳、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一个减压阀。如果社会各个领域出了问题，都可以到法庭上来理性稳妥地释放、裁断。包括民族矛盾问题，包括实体较量的问题，如经济矛盾、政治矛盾、社会矛盾、劳资矛盾、政党问题、民族问题，都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好，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不会出现暴力对抗，不会导致群体性事件。只要法院是稳定、独立、权威、超脱、公允的，就能够保障国家制度和社会的基础性稳定，保障社会重大问题都有一个理性的解决机制。因此，必须重新设计我们的司法改革的目标，整治司法队伍，建立独立超脱的司法机制，让国家司法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养成政治家和全体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环境。胡德平认为，用民主开放的方法纪念《决议》很好。很多内容是一种探讨，无论是说问题，还是讲遗憾，谈是希望，都是为了我们的党更好更快地进步，为了我们的国家发展得更好，为了我们的人民真正能当家作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既适用于前天，也适用于昨天，更适用于今天，要长期坚持。总书记之子说得好啊，如果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一党之私、一群之私、一人之私，党有什么利益不可以舍弃，有什么错误不可以改正？我感到，这场“头脑风暴”来得既突然也必然，交锋时如暴风骤雨，交流时似和风细雨，显示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推进改革的水平和能力。

 

　　当我走出座谈会会议室时，楼外仍是满眼阳光，街上行人仍是匆匆忙忙，我的脑海仍纠结着座谈会的主题和意义。据说，北京多年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政论会，或有人惊诧，或有人担忧，或有人骂娘，这都是各自的判断和自由。既然是“头脑风暴”，我想谁都不应害怕、不应傲慢。能给执政者“拉袖子”、“打招呼”，能让学者、专家和百姓“言无不尽”、“言者无罪”，也是民主政治的面子和里子。毕竟，中国一定要朝前走，民主一定要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