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空印案：究竟杀了多少人

　　另外，还有人认为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八年。这可能跟《国榷》卷六的一条误载有关。《国榷》在洪武九年闰九月条下记有怀庆知府林方徴（《明史》中作“方徴”）上言，其中说“去年诸行省官吏悉坐空印被罪”，据此可推空印案在八年。然《国榷》同卷又记空印事在洪武九年闰九月，则与前记林方徴事相矛盾，可知林氏上言当在洪武十年。

 

　　关于空印案，有两点可以补充。第一是处罚了哪些官员？《明史·刑法志》记载是“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后来的处罚是：主印官员（即掌握印把子的人）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远方。明代的省级地方机构有三个，即布政司（掌民政与财政）、按察司（掌司法与监察）和都司（掌军政），三司分权，互不统属。往下的地方机构府州县，都是由布政司这个系统下来的，跟其他二司没有关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记载，空印案中被处罚的官员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实不然，还有一种，即地方上的监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方孝孺《叶郑传》说“行省言臣二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后来朱元璋“竟杀空印者”。看来，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杀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经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袭旧称。

 

　　第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吴晗《朱元璋传》说空印案与郭桓案一共杀了七、八万人，《国史概要》也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的人数以万计。这个数字同样可能是从《明史·刑法志》而来。《刑法志》说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又说 “二狱（空印案与郭桓案）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所言“过当”，也许即相当甚或超过之意。空印案也如郭桓案等三案，所诛杀也在四万数，故吴晗云两案有七、八万人被杀。然而，这个估计是成问题的。方孝孺《叶郑传》说空印案发生时，“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时空印系狱中”。士利兄即士原（《明史.郑士利传》中作“士元”），曾任河南怀庆府同知，此时官湖广按察司佥事。士原或即“行省言臣二十余辈”中的一个，幸而不是主印者，得以出狱。郑士利在这些人入狱之初就想上书，后来为避嫌计，所以等到士原受杖出来后才言事，主要就是为留在狱里的那些死囚申辩。《叶郑传》文末说士利失败了，元璋“竟杀空印者”。贯通全文看，士原任官湖广，以从前的河南任内事牵连入狱，说明他是从湖广逮进来的，而朱元璋是按空印文书上的署名顺藤摸瓜来捕人的。等皇帝完成了大逮捕，也不过数百人。直到全文末尾，也不像在这数百人之后又进行了株连逮捕。而且，这数百人中，还有一些人被充军了。所以，被杀的人也就不会超过数百人。所谓的数万之数，很可能是猜测类比之词（其他的几个大案确实杀人很多）。退一步说，明初整个官吏阶层的人数不会太多，而跟空白盖印文书有关也只是其中一部分人，朱元璋再狠，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人都杀光，弄得自己在中央做光杆司令。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说，洪武九年“空印狱起，官吏下狱者数百人”，这应该是实际情形。

 

　　郑士利对于空印案的申辩与批评，有以下几点：第一，官方文书要有效，必须盖有完整的印章，而钱粮文书盖的是骑缝印，是不能用来为非作歹的；第二，钱粮之数，必须县、府、省到户部，级级往上相合，只有最后到户部才能知道一个确数，而如果“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那么就必须返回省府重填，势必要耽误时间，所以“先印而后书”只是权宜之计，不足以怪罪；第三，朝廷此前一直没有明确禁止空印的立法，现在杀空印者是没有法律依据的；第四，官吏们都是经过数十年才得以造就的人才，这么轻易杀掉，是很可惜的。第二条提到“先印而后书”，也就是“空印”，《中外历史年表》说：“元时，官府于文书有先署印，而后书者，谓之‘空印’，洪武建元以来，相沿未改。”《剑桥中国明代史》解释说，这是因为钱粮在运输过程中会有损耗，所以发运时的数字肯定跟户部接收时的数字是不符合的，但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吏们并不事先知晓，只有到了户部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所以，官吏们习惯用空印文书在京城就地填写实际的钱粮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