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官二代”遭遇的不同结局

宋璟是唐朝在贞观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名相，在唐玄宗统治时期，他与姚崇一起辅佐玄宗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开元盛世。对宋璟，史书评价甚高，认为他为政守正，“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宋璟有子六人：宋昇、宋尚、宋浑、宋恕、宋华、宋衡，这六个人凭借父辈的荫庇，都曾获得过一定官位，什么太守、御史中丞、采访使等等，大都属于今天省部级的高官。然而，考察一下他们的行迹就会发现，宋璟的这六个儿子真堪称不肖之子，几乎人人不乏浮名，个个都是混蛋！天宝年间，宋浑、宋恕、宋尚都因为贪赃枉法而流放，宋华、宋衡也因此而获罪。除长子宋昇外，宋璟诸子没有一个不是为害一方的贪渎之徒，难怪《新唐书》感叹“广平之风衰焉”。

 

张均、张垍，唐玄宗、肃宗时人。其父张说为开元年间著名宰相，是唐玄宗最信赖的大臣之一，“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张均、张垍是张说的长子和次子，虽然能力上与其父略有仿佛，但政治眼光则根本无法相比，在关键问题上更是见利忘义，是非不分。

 

张均在开元、天宝年间，曾任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刑部尚书、大理卿等官职。张均善作文，有能力，有一年考核竟被考为“上下”，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正是因此，张均一直认为自己应该位居宰相，而现实则是他总是在侍郎、尚书、大理卿等“省部级”位置上徘徊，这令他非常郁闷，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他竟因为自己对朝廷的不满而投靠安禄山。安史之乱平定后，张均被判死刑，后来唐肃宗看在张说的面子上，才又将之改判流刑。

 

张垍娶了唐玄宗的女儿宁亲公主，备受玄宗宠眷。据说有一次玄宗来到张垍内宅，问道：“（陈）希烈累辞机务，朕择其代者，孰可？”张垍听到玄宗的问话非常吃惊，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玄宗又说：“无逾吾爱婿矣。”尽管玄宗非常赏识张垍这个女婿，但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让其高就相位，这令张垍大为不满，于是安史之乱发生后，他也与其兄长一样，投靠安禄山。

 

对张均、张垍兄弟的叛国投敌，在当时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的。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仓皇出逃。当逃到咸阳时，玄宗问宦官高力士：“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回答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然而，事实却是兄弟两人均叛国投敌!

 

是什么让贵族后代们“分道扬镳”

 

以上我们描述了唐代贵族后代的两种不同结局，这自然并不代表着贵族后代的全部，但由此我们也可对这个群体管窥一斑。从我们上面的描述来看，唐代的贵族后代并不都是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都是虎父犬子，老子英雄儿混蛋，他们中有卓荦不凡之士，也有猥琐平庸、为非作歹之徒。为什么同样生在崇尚诗书礼乐的贵族之家，日日锦衣玉食，最后走上的却是两种不同的道路？之所以如此，我觉得首先与家庭环境、社会影响、政治因素等有关系。

 

如果房遗爱没有高阳公主的同恶相济，如果张均、张垍兄弟能够适时得到朝廷的重用，如果宋璟之子在初犯法时就得到及时的纠正和制止，也许他们就不会在违法乱纪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说不定还会取得骄人的成绩。个人自身的因素也不能忽视，因为人毕竟不完全是受制于环境的动物，是有自由意志的，凭着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作为还是不作为，行善还是作恶。如果父辈的政治地位只成为自己花天酒地、放纵自己的保障，那么欲望的过分膨胀迟早有一天会将自己推向毁灭。

 

李德裕是富有作为的优秀将领，成长于同样家庭环境之中的宋璟之子们就和他相去天壤，虽然后者也一度官至高位，但其所最擅长的则是“沉湎酒色，恣为豪侈”，以致最后遭到贬黜，这不能不说是他们自己酿造的苦酒。而如果能把父辈的政治地位当作自己报效国家、造福军民的起点，那么在长期的不懈努力之后，一定会取得亮眼的政绩，甚至青史留名，李德裕也许就是不错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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