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为何害怕老百姓结社？

 

 

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暂时超脱一些，想象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了地球、脱离了现实环境。不妨设想自己当了最高统治者，此时你认为处在什么样状态的老百姓最容易统治管理？我会想：第一，人都是单个的，而非抱团的，作为单个人比抱团儿的人好治理。人们把这概括为分而治之。第二，静止的而非流动的，静止不动的人比四处流动的人好管理。如果老百姓都像一棵棵树一样种在地上，平常站在高处检阅一下，良莠自在目下，砍伐莠树，培植良木，十分惬意。仿佛辛稼轩词中写的“老合投闲，天教多事，管领长身十万松”一样，省心省力，又赏心悦目。可惜的是到了18世纪，这两项都很难实现了。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生存压力与环境的变迁，使得一批又一批的老百姓“抱团儿”（用当时的法律术语说是“结会树党”）向未开发地区、人少地多地区和海外流动，这样才能生存或者说生存得好一点。这种正常的流动是清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于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便发生了无穷的争斗。

 

　　清朝统治者看到“结会树党”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打压，形诸律例，而且都是重刑，动辄“斩立决”、“绞立决”。皇帝亲自督催（乾隆特别积极，多次惩办打压不力的官员），最终把“兄弟结拜”“打压成”活跃的、播散性强大的秘密会党，从而波及南半个中国，并成了清代乾嘉和乾嘉以后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甚至是清朝灭亡重要的推力。

 

　　加拿大学者王大为的《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版）就用中国东南福建的兄弟结拜组织和1780年代的林爽文起义，说明推动这些武装反抗、并真正能够威胁到清王朝安全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社会流动和结会树党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仰，而是他们的现实生活处境。清统治者认为给他们带来无穷麻烦，因而要竭力打压的“结拜”、“创社树党”，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统治者自己“与风车作战”式的打压。

 

清统治者恐惧不全是心理变态

 

　　作为西方学者的王大为，对于兄弟结拜这种充满东方人情味的人际结合方式是心存好感的。他认为这种结合只是一种互助方式，如果在一个合理的制度下不会产生暴力，不会危害社会。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指出，在中国本土以外的东南亚国家的结拜组织，所发挥社会政治作用大体是正面的。天地会在海外或称“义兴公司”，其宗旨、规则、信仰以及入会仪式完全同于天地会，但它成了凝聚华人的组织。“通过建立寺庙、供奉特定的地方神祇（不确，主要供奉关帝——泰按）、庆祝农历规定的节日，满足了同一地方移居而来的人们的宗教需要。公司还可以为新来者提供食宿，帮助寻医疗病，有时还免费安葬身故者，传统互助组织的活动，在公司行事中都能找到。”为什么在国内许多“结拜组织”就沦落为“寄生性盗匪”与政治上的异端了呢？王大为认为这都是“晚期中华帝国特殊政策的产物”。应该说这是本书论述的精彩之处。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大多秘密会党能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坚持一二百年而不变（这个宗旨已经与其会众没多大的利害关系了），这就是清政府持续不断地严厉打压的结果。这种打压，等于告诉天地会等秘密组织必须“与我为敌”。是清政府本身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永久的”的反对组织，直至清王朝灭亡。

 

　　然而“兄弟结拜”也确有令统治者恐惧的因素，清统治者的打压不全是过度敏感。

 

　　结拜异姓兄弟始见于北朝的《颜氏家训》，但其深入人心乃源于北宋以来“说三分”（《三国志演义》前身）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江湖艺人创作的这个故事反映了在游民日增的情况下，他们对结合的向往与需求。这个故事为游民和底层民众“干大事”（造反活动）提供了范本。故事中所强调的义气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成了冒险团体联结的纽带，歃血盟誓就是结拜的仪式。后来的底层武装造反活动和带有冒险性的违法犯罪活动都有结拜义兄义弟的问题。梁启超形容清末的形势是“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说唐》中“贾家楼结拜”的四十六友又给群体结拜提供了范式。他们的誓言是：“我等四十六人，只因义气相投，于山东济南府贾家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祸福相共，患难相扶，如有异心，天神共鉴。”这些通俗文学在民间极为流行。闽南一带《说唐》尤为畅行，天地会入门的“三把半香”中的“半把”就是从《说唐》来的。要会众记取秦琼等人结拜不终的教训（老五单雄信不降唐而被杀，在唐的义兄义弟没有竭力救助，或与之同归于尽）。被天地会视为人间乐土的“木杨城”也取之于《说唐》。可见“兄弟结拜”本是游民互相结合闯荡江湖，图谋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至于会不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乃至反政府的力量，则要看当时形势。不像王大为想象的“兄弟结拜”只是反映了底层民众对互助需求那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