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者为何害怕老百姓结社？

　　当然“桃园三结义”故事出现后，也影响到其他阶层的人们，法效刘关张。但在明清两代主流社会、特别是上层人士基本上没有用“桃园三结义”互相标榜的，主要还是流行于下层社会和江湖之间。辛亥革命之后，桃园之风再起，连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也要换帖结拜为异姓兄弟，以“桃园三结义”相标榜，这正是他们身上有江湖气的缘故。明白了这一点，对于清统治者对于歃血为盟、结拜兄弟的敏感就不奇怪了。《大清律》中对于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比照“谋叛未行”进行“严打”。这些律条根本模糊了事实与动机的界限，把“图谋犯罪”当作犯罪来打击。从中可以感受到清统治者对于老百姓抱团行为的恐惧：

 

　　凡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不分人数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结拜弟兄。为首者杖一百。为从者各减一等。（谨案此条雍正三年定）。一、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渠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月。为从各减一等。（谨案此条乾隆三十九年改定。以上引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九·刑部》。）

 

　　这样过度的打击对于结拜组织正是起了相反相成的作用。

 

结拜需求与过度敏感

 

　　此书主要是以福建省、特别是闽南地区及从这些地方迁台民众的结拜为研究对象的。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不单纯是因为小农破产或宗法解体导致的，也包括许多求发展而离开故土的移民。这些应该称作经济移民，他们有的挟有家资，与两手空空、四顾茫然的游民不同。

 

　　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中唐以来，人口南移，土地日益紧张。宋朝时，福建的溺婴就成为被关注的社会问题（见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到了十八世纪，福建人口密度就达到每平方公里108.43人，漳州、泉州分别达到327.13、317.52人，远远超过鱼米之乡的湖广的90.795人（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当时的台湾尚未开发，这里的人们本来就有出洋漂海谋生的传统。台湾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归入清版图以后，大批漳州、泉州的农民渡海到地广人稀的台湾谋发展。

 

　　那时人们长期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很少有独立面对社会的机会，因此，宗法人缺少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单人匹马闯天下的勇气。“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人们结伴而行，希图路上有个照应。为了使同行的关系更为牢固，往往就要结拜为义兄义弟。当然这种结拜不仅仅是两三个人，一出海起码是二三十人，一条船上上百人的也不罕见。到了目的地台湾，还要互相依靠，与原住民和先来者争一席之地。他们还把不同族姓的械斗之风也带到台湾。所谓“福建内地以及台湾，械斗之风尤炽”，而且往往酿成巨案。当然，这些都不是针对清政府的。可是求平稳的官员对此惊慌失措，大多采取严厉态度。乾隆年间，皇帝刻意求治，特别是乾隆中叶，政尚严苛，往往苛责地方官员镇压不力。于是下面的地方官只得老尺加一，凡有创会树党，无不以“纠众结会、蛊惑乡愚”视之，比照“谋叛未行”治罪。最典型的是父母会，这本来是为年迈父母筹集葬资的组织，乾隆年间被定为“纠众结会”，要“从重究惩”。嘉庆年间发现欧狼创立父母会，就被“斩立决”。实际上，对台湾民情稍有了解的都不如此看。清政府的学官刘家谋在《观海集》中有诗云：“争将寸草报春晖，海上啼乌作队飞。慷慨更无人赠麦，翻凭百衲共成衣！”自注云：“家贫亲老者，或十人或数十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同会者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助奔走焉：谓之‘父母会’。”官修的《澎湖厅志》云：“澎人有所谓父母会者，或数人、或数十人，各从其类立约。何人丁忧，则会中人助理丧事，各赙以资，视所约多寡，不得短少；犹睦姻任恤之遗意焉。”后来连横的《雅堂文集》“父母会”条亦云：“家贫亲老，集友十数人为一会。遇有大故，则醵金为丧葬之资，竞赴其家，以助奔走，谓之父母会。亦厚俗也。”从这些资料来看，乾嘉时对“父母会”的处理岂不是典型的冤案！这就是过度敏感所致。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书根据当时官方档案所做，言必有据，是其所长；然而关于“兄弟结拜”、天地会的建立，以及当地底层民众与清政府的关系等问题，闽南还有一些遗留文物和口耳相传的信息，作者如能到闽南做田野调查，便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原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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