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王朝究竟灭亡于何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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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王朝覆亡已经快100年了，大清王朝究竟亡于何人之手，直到今天却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西太后扼杀戊戌变法葬送了清王朝，也有人说是革命党发动的武昌起义最终使清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人说是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窃取权力，迫使清朝的孤儿寡母交出了政权而覆亡。诚然，大清王朝的覆灭是多种长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直接引爆清王朝全面危机并致使其覆亡的，是统治者自己所采取愚蠢政策，归根到底来讲，是满清亲贵为保既得利益，迟迟不肯实行立宪，不肯对历史和国人负责，最终丧失了政权。

1905 年：大清王朝发出政改信号

　　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到20世纪初，晚清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已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

　　进入20世纪初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在中国居支配地位，但近代商品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等近代企业不断涌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中国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重庆成为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近代化、城市化趋势开始在中国出现。清末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阶层开始崛起。废除科举制度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不再满足于仕途追求，奋而投入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去，他们募集民间资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建设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跨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

　　1905年，大清王朝发出政改信号，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由于革命党人活动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大臣们不断奏请实行立宪，慈禧太后十分重视。慈禧太后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这算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立宪问题表了态。

　　此后，清廷的立宪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预备在1916年正式开国会。

　　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全国各省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地方自治，一时间，“立宪”二字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他们以各省谘议局为活动场所，组织起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政治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社会政治局面的变化。种种变化说明，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从传统封建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阶段。

最后10 年：清王朝饱受连续发生的民变困扰

　　20世纪初，大量对外战争的赔款使清政府背上沉重外债，清末新政的开展与维持庞大的官僚队伍、军队和警政开支，亦使清政府的财政包袱加重，不得不竭泽而渔地把财政危机转移到民众身上。到清朝末年，清政府被迫以大借外债、征收苛捐杂税、滥铸铜元、滥发纸币度日，导致全国通货膨胀，工厂破产，银行、钱庄倒闭。

　　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颟顸保守、腐败无能，在多次反侵略战争中均遭败绩，割地赔款，这就使它的政治威信和统治能力不断遭到削弱和打击，人民对它普遍失望，民怨鼎沸，社会已到了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程度。

　　清政府各省官吏都十分腐败贪残，为筹措庚子赔款和新政费用，加紧搜刮，“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注：《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而办捐税之“牧令中十人难得一循良，苛派者必十之八九。”（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清政府自己也承认：“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之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5251页）。

　　从1902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民变总数超过1300次。1910年民变次数最多，达250次以上，最少的是1903年，民变也有50多次。这说明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不到三天就发生一次民变。从民变的内容看，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抗租抢粮、反洋教、反禁烟、反户口调查，总之，是百姓向各地的政府衙门发起了冲击。

　　这一时期，清王朝统治者所标榜的恤民、爱民等施惠性仁政已荡然无存，社会矛盾尖锐化。清政府所实施许多政策即使符合历史的进步，依然无法取得民众的认同。环境恶化，灾害横生，乡村民众面对的是政府及官员无穷无尽的榨取，感受的只有恐惧和死亡。于是乡村民众抱着“与其不得食而死，犹不如作乱而趋于死地”的决心，走上反抗道路。

　　“天下未乱蜀先乱”，1911年5月，刚刚成立的“皇族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将湘、粤、鄂三省人民已经收回的粤汉铁路，连带川汉铁路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如此的卖国行径激起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四川成都出现了空前的民众保路风潮。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丝毫不考虑可能激起重大民变。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统治者的枪声惊醒了人民，鲜血教育了文明保路的人们，清王朝距离它覆亡的那一天真的不远了。“成都血案”之后成都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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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唯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发布时间：2010年04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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