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州民变”看乾隆如何应对大规模群体事件

 

（二）地方官员全力协同缉捕。案发之初，甘肃布政使发牌将河州境内有邪教聚众一案“党羽颇多，从其教者，衣领带白布一方”等基本案情通知各地。地方官闻风而动，迅速调拨兵役设卡缉拿。甘州府知府钟赓起在接获布政使书札后，即“飞饬各属会同营员多拨兵役随带器械，严行防范查拿”，并转呈陕甘提督法灵阿。十二日，法灵阿接报，“随即飞饬附近河州之凉州、西宁二镇属大小营堡一体选调壮健兵丁，执持器械，在于本境及分界要隘处所加意防范，留心物色，如遇领带白布及形迹可疑者，即行拿获押解地方官衙门审办，毋得稍有懈纵”，并于十一月十二日轻骑简从，自甘起程由庄浪、碾伯一路前赴河州，“沿途留心查访，如有自彼脱逃之人，即行严拿惩治。倘逆犯众多，该处官兵不敷应用，奴才即就近在于西宁、凉州二处飞调官兵，相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自请责处。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

 

（四）对案犯严加处置。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多次下令严禁。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立法周详，防杜严密。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诚久安长治之道也”。乾隆帝严行保甲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因“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乾隆帝认为“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谕令各督抚“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清水教案发，乾隆帝再次严令各省力行保甲。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清查保甲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清朝当局首次将一些原先的三不管地带列入清查范围，并对各地的流寓之人也加大了稽查力度。（卷977）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拜和族规的约束机制，使得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利用宗族的力量辅助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乾隆初年，通过在“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等规定，（卷49）将族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地方统治。

 

（二）强化军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军队的武力威慑是政府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坚强后盾，乾隆帝一向高度重视军队的作用。即位之初，他就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卷18）乾隆帝在中后期不断加大军队建设力度。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为严明军纪，他谕令舒赫德将“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在河州事变中，乾隆帝发现“绿营鸟枪兵技艺不精”，遂命各省“将绿营鸟枪弁兵，实力训练，演习准头”，（卷1046）以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有效镇压日益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乾隆帝又令各地扩充军队。通过这些措施，军队的镇压力和威慑力在当时得到了切实强化。

 

（三）严厉镇压秘密社会。与秘密社会关系日趋密切是清代民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中期以后，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秘密社会作为民变有效组织手段的趋势日益明显。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制定民变的政府对策时，始终将秘密社会作为政府所要取谛和镇压的首要对象。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相关措施之完善，力度之强大，实所罕见。

 

清入关后，民间曾利用结盟来组织反清力量。该时期的结盟组织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将其视为危害统治的重要因素，予以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