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州民变”看乾隆如何应对大规模群体事件

 

 

乾隆帝继位后，一直沿用前朝定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江西巡抚开泰奏报江西建昌府宜黄县关帝会案，乾隆帝谕示其查办会党结盟案件的原则：“办理此等事件，首以镇静不扰为要，必赴机速而见事明，奸民一无漏网，无辜不致株连则得矣。若存息事之见，亦成酿祸之由，权其轻重，酌以宽严。”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福建巡抚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现行律例中无“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奏请予以修订。后刑部定例，对结会树党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乾隆帝因广东揭阳县年仅22岁的陈阿高纠众40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仅判拟绞候，“殊觉颟顸失当”，“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刑部寻奏：“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卷951）此规定首次明确以人数多寡论罪行轻重，并着重突出了对不序齿结拜的判处，因为年少为首者在群体中极具号召力，其结盟具有更强的政治倾向，势必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下令追查天地会根源。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复兴天地会，乾隆帝谕令“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等案，似此情节重大者，均著加等治罪”。

 

秘密宗教始于东汉张角五斗米道，明嘉靖、万历朝开始兴盛。秘密宗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其教义有别于正统宗教，内容驳杂，缺乏系统性，正统宗教将其称为“附佛法外道”、“邪教”。“邪教”一词也广为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引用。雍正帝指出，所谓邪教者，“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卷21）

 

乾隆时期苏州巡抚陈大受将邪教描述为“非僧非道，并不出家，设立教名，哄诱愚顽持斋念佛，烧香膜拜，夜聚晓散”之组织。清政府打击邪教的主要措施有：（1）严定刑律，取缔、镇压邪教。面对日趋活跃的邪教，清朝统治者“立法严以正之”，《大清律例》在沿袭明律的基础上，对“禁止师巫邪术”律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并加大了惩处力度。（2）制定查办邪教案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地方官应于平时注意预防，消弭事端。办案中，要坚持“宽严得中，轻重合宜”的办案原则，督抚对于办案官员，要“随时留心查察，毋骫法以长奸，毋张皇以滋事，斯为宁谥地方之道”，（卷343）处置案犯要彻底，“一有踪迹，务令绝其根株”。（卷667）（3）对案件、案犯分类处理，区别对待。民间邪教众多，但类型不一，处置方法亦应有所不同。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奏请对不同邪教案犯区别处理。如实系白莲教等邪教者，“自当严拿党羽按拟；如仅借名诓骗香钱，似应分别首从，酌量枷责完诘，交保约束；或系外来之人，递籍收管。被诱人等，免其深求，庶杜挠累”。（卷107）（4）采用灵活多样的侦破手段。清朝当局在破获邪教过程中，绞尽脑汁，曾使用了派人到邪教中充当卧底等许多办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派吕瑛打入邪教内部，最终成功破获了云南大乘教案。（5）严明在事官员奖惩制度。为督促官员实力查禁邪教，清政府规定将失察邪教地方官予以降调。乾隆十四年（1749年），吏部又加大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罚力度，“嗣后除地方官给奸民告示例革职者，上司照例议处外，若地方例降一级调用者，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地方官例降二级调用者，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卷341）（6）加强对流徒案犯的管理。清政府对邪教案处理是相当严厉的，除首犯按律重治其罪外，即“情罪似乎稍轻，而有附助之形迹者，亦当充发，以散党羽”。（卷270）（7）采取有效化导措施。清政府还希望通过案例宣传教育，减少邪教案的发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河南巡抚叶存仁因“豫省民朴而愚，最易惑者莫甚于邪教，托于行善，动以获福。民不知为犯法之事，而转惜邪教陷于刑辟之人”，令地方官张贴禁邪告示，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8）加重对旗人信教的惩处。盛京将军弘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邪教大普查中，拿获信教“旗人二十八名”，乾隆帝对此甚为恼怒，命将人犯“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卷980）

 

（四）民变中的临变对策。清政府在对民变的镇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周密且行之有效的临变对策。主要表现在：（1）建立民变的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清政府历来注意防患于未然，并力图将民变扼杀于萌芽状态。所谓“与其查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临时也”。（卷436）然而此种事情，“原不能保其必无”，乾隆帝认为对于各种民变的处理，“惟在各督抚于发觉之始，即责成属员严行根缉，俾无倖免，方足以消乱萌而儆奸慝。若查办稍踈，任其兔脱偷生，或致潜滋党类，则累及良民贻害地方，其所关系甚重”。[28]有许多民变是因为政府的取缔和抓捕激变而成的，对于此类案件，除了事先保密外，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预案，以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要及时制定军事部署方案，迅速集结附近精锐部队，形成围剿之势。河州事变中乾隆帝所作的预案，就是一个相当周密的军事部署。（2）对案件定性并制定处理方针。乾隆帝对重大民变均从速定性，并从叛逆、谋反等高度严令地方官查拿。定性有利于地方官掌握查处力度，并能约束官员的办案行为，不致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乾隆帝要求督抚大员在处置性质严重的民变时，“当镇静详慎”，（卷666）分清轻重缓急，先搜捕要犯，并按罪行大小分别从重从快处理，避免案犯任意扳引攀扯，加重社会动荡。对于次要之犯要不动声色，待事件稍微平息后，再严行访查究办。（3）案发后的查拿措施。包括：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相邻州县、省份，一体协查，以达到缩小案犯藏匿区域，迅速捕获逃犯的目的；督抚等高级官员亲临坐镇指挥，相机行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士气，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贻误事机；在全面搜捕的同时，圈定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许以自首，分化瓦解；发布告示，晓谕查拿案犯因由，并申明军纪，严禁扰民，安定人心；开列案犯年貌单，重金悬赏，遍处通缉；广布眼目，乔装密访；编查保甲，按册点验等。

 

（五）民变的善后措施。清政府通常在平息民变之后，分析引发案件的各种因素，并制定严密的善后对策，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其主要对策有：（1）加强防范。在案发地疏于设防处添设汛隘，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通过多级巡查，尽量避免或及早发觉异常情况；编查保甲；根据案发原因修订刑律，加重对特定犯罪的惩处力度；将“最易藏奸”的深山密岭勒石封禁；收缴民间武器。（2）安定民居，恢复社会生产。如舒赫德在平定王伦案后，拟定善后事宜六条：搜集流亡、酌给房价、酌给口粮、恳恩缓征、逆产入官、借给牛具。这些措施在大乱之后，都能起到相当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3）选调能吏充实地方。大的民变之后，往往人心不稳，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政府必须调用有才干的官员来完成社会复苏工作。（4）加强对流徒案犯的控制。流徒案犯往往对发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秘密社会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秘密社会的传播速度和地域。遣发地“聚集匪类多人”，“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卷16）有鉴于此，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传谕地方，“毋令其彼此群集，勾结生事。如有不遵约束者，量其所犯轻重，随事查办，俾之共知凛畏，杜防未形。庶足以儆奸宄而资绥靖”。（卷823）

 

五、小结

 

总体来说，乾隆朝的民变尚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当时社会处在全盛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强，社会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以乾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力，其制定的一套相对系统而完备的政府对策，无论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还是现在的研究角度来看，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使乾隆朝民变仅限于局部地区，多数被消弭在萌芽之中，或在极短时间内即被平定，从而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清朝统治。后被白莲教大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嘉庆帝曾说：“我皇考临御六十年，天威远震，武功十全，凡出师征讨，即荒徼部落，无不立奏荡平。若内地乱民，如王伦、田五等偶作不靖，不过数月之间，即就殄灭。从未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两之多，而尚未蒇功者。”（卷37）此言亦可佐证乾隆朝民变中政府对策的相对成功。鉴于清朝本身的制度原因，乾隆帝及其后继者无法消弭日趋严重的民变，他们所能做到的仅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民变的规模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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