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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宋人心目中的“第一词人”
（二）辛弃疾、刘克庄并列为《花蓭词选》“第一词人”的原因探究
《花蓭词选》是一部旨在保留一代词坛完整之词史的存史选本，编者黄升具有较为明确的存史意图。他希翼通过词选的编定，在最大程度上存人存词。以真实地再现词史发展之概况。保留一代完整之词史。一方面词选人均入选词数仅有5.94首（词家196位，词作1164首），许多在当时鲜为人知的词人词作都赖此保存下来；另一方面胡德方在序《花蓭词选》时也已明确指出即“发妙音于众乐并奏之际，出至珍于万宝毕陈之中，使人得一编。则可以尽见词家之奇”。辛弃疾、刘克庄并列为“第一词人”，具体表现为：
第一，是保存当时词坛创作原貌之史的必然选择。《花蓭词选》编定于淳祐九年（1249年），而这时期的词坛正是辛派词人及其后劲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因为南渡之后。同仇敌忾、志在恢复的时代精神要求词体改变过去的淫靡词风，转变成为一种传导时代脉搏、有助于抗金复国的有利武器。这样以来。辛派词人所创作的大量以词言志、寄寓家国之忧和经济之怀的爱国词作。自然青云直上。雄踞词坛盟主地位。
第二，是保存词人创作原貌之史的必然选择。据《全宋词》考证，在黄升编选的时代范围内，存词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辛弃疾（692首）、苏轼（362首）、刘克庄（296首），而限于当时词坛的创作现状（南宋时期）。自然将苏轼排除在外，余下两者列于首位也便理所当然。同时辛、刘两人“当弱宋末造”，虽“负管乐之才”，却报国无门、请缨无路，无奈之下，只得将满腔情怀铸之于笔端，创作了大量风格多样、异彩纷呈的词作。
（三）周邦彦为《草堂诗余》、《阳春白雪》“第一词人”的原因探究
第一，与南宋中后期柔婉词风重新复归、占据词坛主流的词坛状况有关。两部词选的最后成书都在1249年（《花蔗词选》的编定年代）之后，而这一阶段恰巧是柔婉词风复归。重新占据词坛主流时期。南宋中期以来偏安江左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朝野上下的苟安享乐之风，使得靖康之难后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唱词之风勃然复兴并趋于极盛。在这种新的文化环境氛围中，南渡以来士大夫以诗为词的刚硬粗豪之调，显然已经成了不适宜社会风尚的刺耳不协之音，北宋那种浅斟低唱、审音协律、应歌和乐的柔婉词风重新复归。占据词坛的主流。
第二，与两部词选都是具有一定选歌意识的选本有关。《草堂诗余》是依题材分类编选词集，《阳春白雪》依调分类编选词集，在编排方式上属于典型的选歌型选本。而选歌型选本的主要目的在于服务市井需要，为歌者、唱者提供一个自由选择的歌唱脚本，这样以来词作的应歌性成为重要的选录标准，即要求选录的词作具有一定的应歌性。音律优美动听，婉转和谐。便于口头传唱，只有这样，才能迎合市民阶层的需要，获得广泛的传播效果。
第三，与南宋中后期词坛推尊周邦彦的词坛实况有关。南宋中后期，词坛上强烈的崇雅、复雅呼声，使得几十年来未被提及的北宋晚期典雅派词家代表周邦彦被重新理解和接受，并被推尊至词家第一的地位，如陈振孙称其为“词人之甲乙也”；陈郁则说他“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刘肃也认为其“足冠冕词林”，而沈义父的词论《乐府指迷》更是将其奉之为作词的不二法门，即“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自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
（四）周密为《绝妙好词》“第一词人”的原因
第一，是由编者周密本人明确的以自我为中心，以本群体为中心的存派意图所决定的。周密作为宋末临安词人群的代表。他希冀借选词而成一家之言。建构宋末临安词人群的宗派门户。据统计。词选中几乎一半词家从属宋末临安词人群，而周密更是自选词达22首之多，是人均入选词数的7倍之多，其挟词选自开风气、昭示后人的意图展现无疑。
第二，与周密当时在词坛的骨干领袖身份休戚相关。成淳初年。词坛盟主杨缵下世之后，周密就逐渐成为临安词人群的骨干词人。入元之后，前辈词家相继凋零，不少词人又因赴征兆而四散。使得“此一时只有牟阳老人耳”，故被“艺林推为领袖”，成为当时词坛的领袖人物。
第三，周邦彦作为南宋中后期词坛的宗法对象。而《绝妙好词》却没有将周邦彦作为“第一词人”，原因何在？除去周密本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意识外，其客观原因则是选本专选南宋词人这一时代范围的局限所致。实际上，临安词人群对周邦彦也是相当推崇的，如代表词人张炎在词法《要诀四则》中推举的词家“一祖三宗”是周邦彦、姜菱、史达祖、吴文英。
三、结语
五部选本“第一词人”不尽一致的差异性现象表明：编选者都是限于一定的时代条件、从一定的范围角度、依据一定的审美原则与欣赏趣味来确定“第一词人”的词家人选的，选本本身就是一个宋人对宋词的评价衡量体系。通过这种差异性探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每部词选诞生时期词坛的社会风尚、审美潮流和编选者个人的编选意图和选录标准，对于研究宋人对宋词评价体系的衡量标准之发展流变历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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