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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箴》与《戒石铭》：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诏令
后蜀皇帝孟昶
从北宋初年到清朝中期，在长达七百余年时间里，中国各地大小衙门正厅前的甬道上，都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以此来告诫各级地方官员要克己奉公，廉洁自律，不扰民，不虐民，做一名对得起天地良心的公正父母官。《戒石铭》的十六字为宋太宗赵光义所定，但论及它的出处，不能不提到另一个人——五代十国时期的后蜀皇帝孟昶。
孟昶（919—965），字保元，邢州龙岗（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第三子。明德元年（934），孟昶即位，成为后蜀第二代皇帝。孟知祥在位时，对大臣宽厚优纵，大臣们也大都骄纵横蛮，广收贿赂，厚敛不止，鱼肉百姓。孟昶执政后，严肃法纪，处死了几个民怨颇大的旧臣，才使得朝廷内外的贪敛之风有所收敛。为了治理好国家，广政四年（941）五月，孟昶正告官员严谨理政，并亲笔书写了一份《令箴》，颁布国内，全文如下：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毋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人父母，罔不仁慈。特为尔戒，体朕深思。”
《令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字字珠玑，句句泣血，里面提到了四个典故，即三异、七丝、驱鸡、留犊，笔者稍加解释。三异，是指因行德政而出现的三种奇迹，即“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后汉书》）。七丝，是指古琴的七根弦，借喻“考治乱於律均兮”（《文选》）。驱鸡，即赶鸡，“急则惊，缓则滞……迫则飞，疎则放”（《申鉴》），借喻作官御民宽严得当。留犊，出自“（羊篇）历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产犊，及迁而留之”（《晋书》），借喻居官清廉，纤介不取。
一纸言辞华美、情意深长的《令箴》，既反映了孟昶才华横溢的博学功底，也表现了他孜孜求治的强烈愿望。时至今日，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孟昶当年洞悉民意，体恤民情，情系民心，关爱民生的和善面孔，和告诫公卿百官要清正廉洁，克己奉公，以仁慈之心来对待百姓的恳切心情。可以说，孟昶的这份《令箴》，不仅是传统文化中的一则精华，也是古代吏治史上的一例典范。作为一个封建皇帝，孟昶能够如此明了官员和百姓之间的利害关系，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得的。在昏君暴主层出不穷的五代十国时期，孟昶此举更是难能可贵。
《令箴》既是孟昶规戒臣下的诏令，也是孟昶亲民爱民的宣言。为了了解真相，孟昶设置举报箱，“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新五代史》），在君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凡百姓有冤情苦楚的，均可直接向孟昶投状诉告，孟昶根据举报，查实处理。孟昶执政期间，励精图治，勤政爱民，官场廉洁清明，百姓富庶安居，“昶……自袭位，颇勤于政，边境不耸，国内阜安”（《蜀梼杌》），境内一派繁荣景象。官清民附，民富国强，在后晋、南汉、南唐、契丹、后周及北宋等强敌的觊觎和进犯下，后蜀能够独守一方，能够偏霸川蜀，能够顽强地存活三十余年，这绝非偶然。孟昶是五代十国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孟昶也曾想染指中原，“志欲窥关中甚锐”（《新五代史》），但由于种种原因壮志难酬。同北宋相比，后蜀永远是弱国，是小国，必然要顺应潮流，顺从华夏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北宋乾德三年（965），宋军在剑门关一带大败蜀军主力，趁势挺进成都，孟昶为了保全百姓，不得不选择出降，后蜀灭亡。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作为亡国之君，孟昶在宋元时期的官方文献中被丑化成一个沉湎酒色、不思国政，“务为奢侈以自娱”（《新五代史》），“专务奢靡，为七宝溺器”（《宋史》）的骄奢之君，荒淫之君，在所难免。然而，在北宋时期的民间记述中，孟昶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贤君明主形象。
据《五国故事》记载，孟昶“寝处惟紫罗帐、紫碧绫帷褥而已，无加锦绣之饰。至于盥漱之具，亦但用银，兼以黑漆木器耳。每决死刑，多所矜减”，是一个节俭仁慈之主。孟昶离开成都赴开封时，“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蜀梼杌·后蜀后主》）；“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邵氏闻见录》）；“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明一统志·眉州山川·哭王滩》）。如果孟昶果真是个无道昏君，那些送行的百姓又岂会悲痛欲绝？再者，其他投降北宋的昏君暴君皆能寿终正寝，唯独深得人心的孟昶竟“七日而卒”（《新五代史》），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赵匡胤下的毒手。
赵匡胤死后，赵光义即位，是为宋太宗。赵光义是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自幼“工文业，多艺能”（《宋史》），所以对孟昶的《令箴》非常感兴趣。细细研读后，赵光义删繁就简，摘取《令箴》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十六字，御笔亲书，颁示天下官吏，并“令天下郡县皆刻石，置公署之前，覆以小亭，众吏望则正对之”（《戒石铭》题识）。《蜀梼杌》也称“昶著《令箴》颁于郡国……宋太宗节其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书赐官吏，名之曰《戒石铭》。”宋太宗此举，可谓圣意深远，旨在告诫各级官员要讲良心，要善待百姓，善待自己的衣食父母，否则必遭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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