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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箴》与《戒石铭》：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诏令
南宋建立后，宋高宗饱尝流离，痛定思痛，于绍兴二年（1132）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并在谕文中强调：宋太宗御制《戒石碑》顺民意，得民心，是“民于今不厌宋德”的重要因素，也是宋朝国祚得以延续的根本原因，时下，有不少郡县“其戒石多置于栏槛，植以草花，为令者鲜有知戒石之所谓也”，如此下去，民心离散，国将倾危，各级官员要认清形势，不能把《戒石碑》“置之座右，为晨夕念”当作“小补”，而是要牢记于心，更要扎扎实实地践行。从此以后，黄庭坚字样的《戒石铭》遍布全国各州县大衙，流传日广，成为官场上的警句名言。可以说，赵匡胤虽然害死了孟昶，但孟昶《令箴》的精髓却深深地影响了宋朝皇帝。
宋朝之后，《戒石铭》为历朝历代所相继沿袭，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宋人将《戒石铭》置于“公署之前”，置于“座右”，而明朝朱元璋下令把这个戒石铭立于甬道，阳面加刻“公生明”（《荀子》）三个字，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一直到清朝中期，这种陈列规格不变。官员每当升堂入座，正前方不远处石碑上“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赫然入目，这种时时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作用不能小觑。此外，堂前甬道是往来诉讼的百姓的必经之地，将石碑立于此，可以起到一定的外界监督作用。清朝中期，清人因出入不便，便将石碑移刻于衙门外的坊额上，称为“戒石坊”，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
《戒石铭》虽然位置显眼，举目而望，但它毕竟只是一种提醒，一份警示，一则圣训，自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统治者带头欺虐、荒淫起来，下面的官员谁还会把圣训当回事，谁还会把《戒石铭》放在眼里？《瓮牖闲评》记有北宋末年的一则黑色幽默，有人将《戒石铭》四句话后面各加上一句，凑成八句，用来形容那一干为非作歹、营私舞弊的鸟官。“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戒石铭》一旦形同虚设，官民关系一旦水火不容，这个政权也就快完蛋了。北宋靖康之耻，南宋亡国之恨，元朝顺帝北遁，明朝崇祯自杀，清朝溥仪退位，民国蒋公撤退，就与官场腐败关联甚大。
“你们所领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血汗。底层百姓好欺负，但你们逃不过老天爷的制裁”。正所谓，上天难欺，苍天有眼！《戒石铭》出自《令箴》，是《令箴》的核心内容，文字虽少，但寓意深刻，影响深远。这段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箴言，不仅受到过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力推介，还被成功地运用于当代检察工作。2009年7月28日，台湾女检察官林怡君在为陈水扁、吴淑珍“贪渎案”作结案陈词时，用语辛辣，引经据典，一句流传千年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字字有千钧之力，落地有金石之声，让徇私枉法却一直狡辩的陈水扁，当场变得哑口无言。有道是，克己奉公，民心所向；徇私枉法，天理不容。
《令箴》不仅影响了宋太宗，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周边国家。乾隆年间，《戒石铭》漂洋过海，传入日本。桃园天皇宽延二年（1749），日本国福岛县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宽，将十六字碑文刻于该市霞城公园内一块巨石上，将其作为藩政官员的行政准则，后又谱成歌曲，命政府公务人员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续至今不辍。孟昶的《官箴》，是古代戒饬官吏的令箴，是中国廉政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穿越时空，播扬中外，绵延古今，在大力反腐倡廉的今天，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教育意义。孟昶活了四十七岁，虽然英年早逝，但他的廉政主张和反腐箴言，却得到了不朽。“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国官员须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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