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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大清“铁道部”换上了盛部长
盛宣怀
暗夜里的媚眼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儿。
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
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也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同样郁闷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前年（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处理结果居然是“双开”。端方也是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一同毕露，雷霆手段频出，倒也令向来软弱的大清中央，在铁路国有问题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动荡被当作了好机会，革命党在《大江报》上欢呼“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
断指割肉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与任何拆迁、反拆迁的拉锯战一样：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为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1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拚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时刻准备着”钻空子的革命党来说，当然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中央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 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地位。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相反，倒是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静谧。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卖国”、“贪赃”的依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宁愿相信 “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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