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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大清“铁道部”换上了盛部长
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开通
“盛”名之下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这显然令各省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讨价还价。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 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五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
张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终于失去了制衡，势力大涨。此时，大清国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咨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扛起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大旗，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未竟的谈判并未中止，盛宣怀接过了接力棒，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的命运。为了改变商办铁路大量占用和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朝野的主流思路，这一谈判被大大加快。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品，其它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其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 (经元善评价)，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仅是潜规则、而且是显规则。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最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然而，即使是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也比比皆是。”
而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梁启超说，晚清中央“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缺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和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 “莫须有”。自然，不少反对者并非反腐败，而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
最令人们浮想联翩的是，急于追求政绩的盛宣怀和中央领导班子，操之过切。5月8日才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即所谓的“皇族内阁”），9日就在未与地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匆忙公布铁路国有政策，20日则签订了四国银行贷款合同。见惯了老牛拉破车的低效政府的大清民众，对于这种罕见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几个问号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其实，湖南铁路公司与川路一样，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才启动的——其500多万两总资本金中，商股才100万两，其余的都是米捐、盐捐、租捐、房捐等。那些高喊着民权、产权的绅商们，其实都只是“代理人”，但因为“被代理”的都是沉默的一大群，这些绅商们便俨然当家作主，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这些高喊着爱国的人们，在修路无能、筹资无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试图引进被他们所痛恨的外资，只是外资毫无兴趣与这些品貌双缺的丑陋家伙们调情。
而那些纷纷借机成立的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等等组织，为了满足和维持各种会长、总理、干事们的官瘾能够举而弥坚、坚而弥久，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就是最好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绅士领袖们，都远远地避开了所谓保路运动，如湖南省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就故意滞留北京，而副议长亦远走他省，湖南的运动其实被传统的地下帮会及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所控制。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中央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本文选自雪珥新著《辛亥：计划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与民声》，即将于本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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