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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期间清廷“局外中立”之真相
●清军为日军提供情报、炸药、军费支持
日本政府虽然明确对外宣布希望清廷中立，但实际上却是很希望得到清廷的支援的。战争甫一爆发，日本使馆的翻译们就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等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中国民众助日抗俄。1903年11月底，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青木宣纯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据说谈判非常顺利。
如此，清廷虽然没有参战，但实际上仍在暗中支援了日本。其主要支援手段包括：
为日军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1903年底，青木宣纯与袁世凯就谍报合作达成一致，袁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精干士官，与其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些北洋军官大多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故工作颇有成效，其中就有后来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吴佩孚原是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军官，参加日军的谍报活动后，几次进出东北，其间曾被俄军俘获，但拒不招供，被判死刑后跳车逃生，战后晋升上尉军衔，日军授予其勋章。直隶总督府每天还将东北和蒙古的情报通过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转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另外,日军在山东烟台的情报工作也得到了袁世凯及其北洋军的支持。
为袭扰俄军的日军“特别任务班”提供炸药、经费。战争期间，日本以北京为根据地，由使馆副武官青木宣纯联系在华浪人、特务及少量中国人，组织了“特别任务班”。其成员打扮成汉、蒙族人模样，从北京出发，深入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各地,担负破坏交通、通讯、辎重等任务。据1939年日本出版的《日露战役特别任务班行动纪要》一书记载，“特别任务班”在执行破坏铁岭、昌图铁路任务时，在辽西得到了率军防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崑的帮助。马玉崑为其提供了“大量的炸药”，几千两白银的活动经费，双方还约定了暗号，以便特别任务班成员在遇到危急情况时能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还承诺派遣军官协助其招募马贼等。
此外，部分清军甚至直接参与了日军的某些军事行动。日俄战争爆发之后，清军陆续调往东北者有数万人。这些清军目睹了东北的惨遭蹂躏，抗俄情绪高涨，不免参与到日军的作战行动当中。1904年5月7日，俄军指责“兴京厅以南所扎之华队随同日人攻打俄人”，虽然清廷坚决予以否认，但清军自发参与攻击俄军之事，日俄战争期间始终存在。此外，清廷东北地方政府官员对日军招募华人义勇队之举，亦故意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放任态度，以致于俄军抗议之声不断。
●地方督抚筹款秘密抚恤日军
官方层面对日军的支援，还包括清廷南北督抚秘密筹款对日军的抚恤。1904年5月中旬，日本陆军在东北奉天境内连战连捷，但伤亡亦大。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向盛宣怀提出由中国官商出资抚恤日军伤亡将士及其家属的要求。盛宣怀电请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拟了一个由政府出钱抚恤日军的方案。
盛宣怀解释说：“若劝各省绅商协助，亦恐招摇，沪上红十字会捐款，系中西合办，又难提拨。鄙见只可密约数省，合筹一款，交小田切转送彼国，附奏抚绥，并嘱不登报纸。”袁世凯和端方对此极表赞成。其他督抚如岑春煊、张人骏等稍后也加入其中。
●俄、日两国也未曾尊重中国的“中立”立场
清廷暗地里的种种助日举动，使俄国极为不满，多次指责清廷违反中立，甚至照会各国，发出警告：“倘再有此项情节，俄不得已只能顾自己利益以对此种中立矣。”清廷则自始至终对此矢口否认。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确确实实是在战争中偏袒甚至帮助了日军。日本防卫厅编纂的《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中也承认：“日俄战争时的日清关系良好，在满洲作战中得到不少方便。”
但是，在指责清廷的同时，俄军本身也在不停地破坏和挑战清廷的“局外中立”立场。其强迫地方官为其拉丁抓夫、准备草料等情形十分常见。俄军更无视清廷对东北的主权宣示，将“大俄国钦命留守远东大臣”等官衔字样“登之示谕，遍贴华境街衢”，竟对中国东北居民行使起了管辖权；中立规条中明载：“中国人民寄居战国境内者其身家财产均仰该国保护，不得夺其资财或勒充兵役”，但俄军仍然明目张胆地烧杀抢掠，接连不断地制造灭村屠屯之惨案。
相对而言，由于需要取得中国民众的支援，日军在战争期间对清廷的“局外中立”一直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尊重，但破坏“中立”之举仍比比皆是，譬如1905年1月，日本宪兵竟以怀疑交通俄军，泄露军情为由，拘押了清廷辽阳知州；在残杀中国民众方面，虽较俄军为轻，亦是屡屡发生。
1905年9月，日俄两国缔结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战争结束。清廷也随即废止了一切有关中立的条规禁令，中立状态正式结束。10月31日，日本将其“非法”招募的“东亚义勇军”全军集中于三家子，举行了公开、盛大的解散仪式。这支华人武装与俄军交战64次，打死俄军将校12人，兵士223人。部队在受到表彰后宣布解散，同时升起清军旗帜，随后开赴奉天各地“维持治安”——此一意味深长的情节，恰是清廷日俄战争期间“局外中立”之真相。
结束语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客观造就了两个结果：其一，种族优越论破产，日本的战争为国人提供了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自此，白色人种优于黄色人种的谬论彻底破产，客观上为中国从传统国家转型为民族国家扫清了思想障碍；其二，为知识界提供了“立宪优于专制”的思想资源，自此，“专制政体为亡国辱种之毒药无人敢尝试”。
清廷之“局外中立”在客观上亦造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清廷在自己的实力许可范围之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外交收益，既暂时保住了东北的领土主权，又避免了卷入战争而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其二，其“局外中立”成为近代史上洗刷不去的耻辱，对革命党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满洲政府”却无力保卫“满洲”，更激起了革命党“排满”之高潮。
1904年03月2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论中国宜及时力行改革》，文章说道：
“甲午以前，我中国如力求上理奋、图富强，何至有甲午之败衄？如无甲午之败衄，何至召列国之轻视？甲午以后，我中国如真心求治、锐意变法何至有庚子之奇祸？如无庚子之祸，何至有俄人占地不还之争？如无俄人占地不还之事，何至有今日俄日挑衅之举。”
在另一篇题为《敬告政府诸公》的社论里，《大公报》说道：
“不改革必死！”
资料来源：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载《文史哲》2005年第2期；李安山《中国民族主义的催生与困惑》，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东北边疆档案选辑104 清代·民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辽宁省档案馆合编；赵佳楹:《中国近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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