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学：科学还是伪科学？

 

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1279年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

 

 

 

编者按：

 

        李约瑟博士曾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产生出来的，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给予它的重要得多。”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天文学？带着问题，我们走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教授。

 

 

 

　　记者：中国有句古话叫“人的命，天注定”，这话是不是说古代中国人把自己的命运吉凶寄托在天上？

 

　　江晓原：不是。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这是中国人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一句说辞。中国普通百姓并没有将自己命运直接寄托天上的观念，这句话恰恰更适合西方人——西方人的星占算命是确定人出生时的星宫图（horoscope，日、月、五大行星在黄道12宫中的位置），这个天宫图就会注定人的一生命运。而古代中国人头顶上的天象只决定军国政事，只为皇家命运服务，因为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由天来管，天只管天的儿子，这才是中国人的逻辑。

 

        在中国儒家，的确有一个“天命”的观念，但它属于政治理论范畴，所谓“昊天有成命”、“天命归于有德者”，譬如“九鼎”就是天命的一种象征物。天命只作用于人间社会治乱、王朝盛衰的大事，或者推及一身系天下兴亡的重要人物，并不直接管一个普通人的穷通祸福。

 

    中国古代天学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造历，一是星占。中国古代历法致力于研究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其根本目的就是推算、预报日食、月食以及行星运动，而最终用途则是为军国大事、为皇室命运做星占。

 

　　说到这里，有三个概念有必要厘清：历法、历谱和历书。历法，侧重于指数理天文学（mathematical astronomy），即推算日月行星运行规律的那部分；历谱，就是英文中calendar的意义，是明确当年月份、日期的日历，它是靠数理天文学推算出来的，排算历谱仅仅是历法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仅仅排个历谱的话，没法指导人们的生活。某一天是不是适合嫁女儿？是不是适合盖房子？于是就需要具体的历注。有了历注，就成了历书了，就是民间所说的“黄历”。

 

　　造历，当然也是由皇家垄断，皇帝每年要向民间颁行历书，比如最早时周天子要向天下“颁告朔”——采用谁家的历，就等于奉谁家的正朔，是谁家的臣民了。

 

　　在历书上附着政治的行为，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虽然那时采用了公历，表面看跟国际接轨，但仍然跟黄历相对应，只是换了另外一副面目。每年的历上，都要写总理遗嘱、三民主义之类的内容。每次改历，中央党部都要派人参加，天文学家甚至比中央党部的代表还要政治化，每一页上都摘引好多政治的东西，好像这样才能把党国政治的东西宣传到穷乡僻壤去，搞得历书像一个政治手册，很好笑。

 

　　这种传统在孙中山的身上也能看到痕迹。他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发布的第一条命令，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而是《改用阳历令》！虽然是改用西方的历法，但还是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在起作用——历法是统治权的象征。

 

　　记者：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历书或着说黄历呢？ 

 

　　江晓原：中国人多年来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要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做合适的事情。这个思想并非跟现代科学格格不入，只不过是人们要遵守的一种自然法则，而这个原则在古人的生活中比我们现在的适用范围要大得多而已。比如古代的人坚持按春播秋收的规律行事，坚持在秋天才能处决犯人——因为秋天是万物枯萎凋落的季节——判决后如果不是秋天，那就“延颈以待秋决”，伸着脖子等。而现在的人判了死刑可以立即执行，但是粮食还是得春播秋收。古人没有我们这么多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世界，他看整个世界都是一体的。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做合适的事，弥漫在整个生活里的，衣食住行都受这个指导。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我们就需要一本标注吉凶宜忌的历书。它的作用很重要，在老百姓生活中一直影响不小。

 

　　其实，在合适的时间点上做合适的事，西方人也有这个思想，但没有我们这么强。有句反思越战的话很著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样的想法本身也没什么神秘的，但中国人特别强调，在中国古人的行为中渗透很深，包括皇家行动，这就决定了：历书在中国古人的生活中，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

 

　　回过头来看星占和历书这两样中国古代天学研究的结果，星占学是探讨天命、预言军国大事，因而成为皇家禁脔，普通人不得私习天文，而历书中的种种吉凶宜忌，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都会讲求和遵守的。

 

　　记者：在中国古代人眼中，天象有吉凶，预示政治作为的优劣，在某些时候，天象甚至成为政治的博弈筹码之一，但是有的皇帝自己也曾习学天文，也可能明白其数理天文学的理据，了解星占的伪科学一面，实际上整个统治集团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个东西？

 

　　江晓原：皇帝“私习天文”也不容易，康熙是真的学过，让传教士教他，还做作业，入了一点门。

 

统治集团是否真的相信星占指引的吉凶之说呢？还是从故事中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