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观的沧桑：看世界地图上中国位置变迁

点击数：【字体：小大】【收藏】【打印文章】【查看评论】

在国门被轰开后的第二年（1841），被流放伊犁的“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撰写了《四洲志》。林的好友魏源受此鼓舞，两年后写出了《海国图志》，后续又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这三本书都载入了丰富的国外历史、地理插图。用魏源的话说，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则显现出这批先行者的“矛盾心态”。

官居福建总督的徐与欧洲人合作，编入了大量欧洲的地图，将中国“放回远东”，并盛赞西方地图资料的准确。他认为，西方人用航行游遍了大洋，他们的地图才是可靠的。但他又同时公开称，“所有事物源于中国”，并继续说夷人像“狗和羊”。在此后挽留帝国余曦的洋务运动中，朝廷设立了专门引进的西文历史地理材料的翻译局。

类似的“传播”影响了部分国人。其中一个叫梁启超的考生，在试后从京城经上海返乡途中，买了一本《瀛环志略》，这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

此后颇具代表意义的一张“地图”（实际是漫画）是1898年绘制的《时局图》：中国的国土上站满了飞禽猛兽。熊代表沙皇俄国，虎代表英国，肠代表德国，青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太阳代表日本。（注：肠是否代表德国在学界有争议。）

1903年，光绪皇帝按未被瓜分的疆域出版了《皇朝壹统图》。同年，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革命帮会自行付印了一款名为《中华民国直省舆地图》，其中只画入了汉人常居的18个省。从这个名叫“兴中会”的组织中，走出了孙中山和民族主义的中国革命。

阿诺德·汤因比的妙语或在此恰如其分：“没有挑战，就不会产生一个文明创造性的火花”。

国家话语的“世界”

近60年，地图仍偶尔在国家话语里闪烁其词。

西方地图学和它所在的科学体系逐渐扎根，经历过引入内陆的世界性战争和数次国际体系变更，中国也已逐渐认清了自身的地缘特质和世界的概貌。

“共和国”伊始，地图也被纳入了高亢的革命号角。隶属官方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出版的16开本《世界地图集》的前言中，开篇即写“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加强大了”，结尾是“整个世界的形势已经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份地图册以苏联的世界地图集为参考，“社会主义阵营”、“第三世界”基本被列在前面，且分区地图较为详细。“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也大多被涂上暖色调。

这款图集是中国地图出版社最有历史的产品之一，至今共出过4个版本，其后分别于1972年，1990年和2004年修订再版。除1972年因特殊原因未编写“前言”外，此后的版本褪去了政治色彩。

现在，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做细分市场的开发和电子产品。“市场是现在最重要的因素”，该社副总编辑范毅说。

一直不变的是从利玛窦传下的“中国位置”，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只有这一种。随着全球一体的“神话”引人入胜，定型的地图规制受到质疑。

2000年，一位叫郝晓光的研究员重提将“中国放回远东”，因为“过去利马窦的图是为了迎合中国官员自大的心理”。

郝的建议并未被官方采纳，他在随后几年做了一套“系统世界地图”，从东南西北四个半球的角度分别绘制了世界地图，以表达“中国应该有更富变化的世界眼光”。

“许多反对者都是专业权威或主管部门负责人，但他们提出的反对意见却不是从地图和测绘本身出发，这就相当耐人寻味。”葛剑雄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写道。

新中国的地图变迁，更多体现在国土边界的调整上。

“古代中国并不具备世界性的地缘概念，而是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假想的朝贡体系中。中国也没有太浓重的边界概念，多数对外战争都不是为了扩大疆土。”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说。在领土争端中，“传统的和谐理念和现代地缘的平衡手段有所统一”，沈丁立说。

1950年代发生的一些争端让边界问题再次进入外交日程。1960年的《中缅边界条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邻国缔结的第一份边界条约。

1960年代，以中缅边界协议为范本，中尼（泊尔）、中巴（基斯坦）、中蒙、中阿（富汗）等边界协议也相继顺利签订，中朝边界也在这一时期划定。

此后，由于一些边界冲突以及国内问题，中苏（俄）、中印、中越的边界问题存留至新的世纪。如今，中俄、中印边界已基本勘定，中印之间虽然受内外因素影响，但双方的谈判框架已基本稳定。“南海区域虽然近期新闻增多，但以合作方式解决仍是主流。”沈丁立说。

中国重新回到世界重要力量行列已成事实，“未来主要的焦点应该在内部的体制改革。”沈丁立说。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百家讲坛》杂志网站无关。本网转载此文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共3页您在第3页首页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尾页跳转到页本页共有4454个字符

作者：佚名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时间：2009年09月30日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