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制度如何影响中国走向共和

为什么抗日战争中有那么多伪军甘愿为小日本服务屠杀侮辱本国同胞？

 

为什么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人临死前反正是死也不与日本人拼死一搏？

 

为什么“文革”中有那么多人颠倒黑白、出来告密出卖自己的同事、朋友、亲人甚至父母？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看到自己的邻居老乡朋友受难也不挺身而出？

 

为什么有那么多想升官发财的奴才在权贵面前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不惜出卖良心为权贵卖命而干丧尽天良的事情？

 

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产生谢绝民众拥戴为皇帝、总统届满甘愿当平民的华盛顿、仁慈宽容的林肯、用耐心和勇气消解仇恨、把敌人转化成自己弟兄的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而今天的中国还一直在争权夺利、蝇营狗苟的深渊里苦苦挣扎啊？

 

为什么西方人在三百多年前就开始享受自由民主的幸福，而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从1840年国门被打开，经过了若干次革命和改朝换代，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至今还是没有摆脱专制走向民主与共和？

 

最初很多知识分子把原因归结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和中国专制力量的过于强大，尤其是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和奴才文化：崇拜权威，不思平等和人权，看重实用看重眼前，缺乏信仰、使命和长远眼光，不思创新和进取，软骨病、奴才思维、犬儒化……代表人物柏杨专门写书《丑陋的中国人》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

 

其实上面的例子条条直指主宰中国人的内心的东西----儒释道文化和被统治集团改造了儒释道的文化。

 

性相近、习相远，人种、民族不同，但人性都相同，所有的肉身都受思想观念和文化的支配，欧美人和中国人都是如此。全世界的专制力量都采取暴力高压和愚民政策，这方面中国和其他统治者没有不同。而面对强大的专制力量，恐惧、妥协以求保全自己是人的本能反应与选择，中国人与其他民族也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不同的是文化，文化这个无形的东西无处不在：一个小孩被狼叼去了如果没有吃掉长大了变成狼孩，一个美国小孩在中国长大不仅不会英文也变成了典型的中国人，这就是人在某种文化下后天习的的力量。

 

知识界虽然形成了“文化和制度才是影响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共和的关键”的共识，但文化与制度如何影响中国走向民主与共和的？我还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文章。

 

文化是人通过行动改变现实的根基

 

文化太大太泛、太模糊了，你看文化的概念：文化是某个地域的人共有的知识、信念、艺术、政治制度、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总和。人就是某种文化影响下形成特有的心智模式的一种高级动物。

 

对个人和组织而言，改变来自于行动，行动取决于习惯，习惯取决于观念，观念取决于思想，思想取决于信念、信念来自于文化。反过来就是文化——信念——思想观念——制度——习惯——行动——改变。

 

那如何认清中国文化的本质？如何把握文化影响中国走向共和的关键呢？

 

首先、中国文化是以易经为根的关系性文化，易经就是变经，它不注重什么概念和逻辑推演，换言之就是不注重什么原则、抽象和平等，一切以获得实际利益为优。

 

易经文化重点发展了人的感性和形象思维、导致国人缺乏理性思维，缺乏对权力认识模糊不清，致使中国社会难以走出专制轮回。

 

中国以易经为核心的儒释道文化倡导“合”，西方以科学和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倡导“分”，“合”的文化轻视“术”和“规则”而重全局和全局下的“道”。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易经太极智慧穷尽宇宙的一切，不屑于搞形而下的“器”而乐于搞形而上的“道”，“合”文化的缺点是模糊笼统，营销和传承困难，学习起来费劲，后人难以在先辈的基础上有什么突破和重大创新。演变成尊老、重视权威、漠视创新是必然的，政治上变成统治集团对百姓的忽悠和愚弄。

 

国人认识世界上讲究天人合一，在权力认识上也是“合”与“统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心目中，代表天道的皇帝和统治特权集团集规则制定、运动员、裁判员的权力合在一起是天经地义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一山不能容二虎，皇帝就是要中央集权，上台后就是要千方百计削藩、收权，集运动员、裁判和规则制定于一身。孔儒集团和他的执行者大臣们更是苦口婆心的劝导掌权者要施行“仁政”，如果皇帝不行仁政，怎么办？老百姓和文人集团把希望寄托在掌权者的个人品行和自控力上，很少想到分权和制约皇权。所以中国历史就是在腐败专制——清廉专制——腐败专制——清廉专制的历史轮回中循环，到了明代黄宗羲似乎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他的《原君》开始怀疑天道和皇权，但没有在知识分子中形成气候，后人还来不及深入，一个更落后文化满清统治中国，在文化上的禁锢更加深入。如果不是西方的侵入让更后来居上的西方“分”的文化打的满地找牙，自大和封闭的中国人难以惊醒，中国社会依然会在腐败专制——清廉专制——腐败专制——清廉专制轮回中循环下去。

 

西方文化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在哲学的基础上分科，后来文艺复兴后的欧洲更是把哲学分科之后的科学（科目细分之学）分的更细了。更重要的是西方“分”的哲学应用到了社会学领域，皇帝的权力要分割：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项权力独立运行互相监督、牵制，制定游戏规则者、运动员、裁判三类人的角色必须分明，才能玩好游戏。

 

注重细分的西方文化还发展了逻辑和实证，西方人认识客观实体对象，首先要搞清它的概念、属性特征，然后进行判断、归纳分类，再来分析与其他客观实体对象的关系等，对于不同实体之间的关系则需要通过实验或实地验证，证明它的真实性。而中国文化不注重认识客观对象实体本身，不关注由认识客观实体对象而产生的概念、属性特征、判断、推理等逻辑方面的东西，而是关注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比如医学，中医认识人体就是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二元辨证，人体和人体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绝对的判断是阴还是阳，是热还是寒，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个实体相对于另一个实体在某个情况下是“阴”、某个情况下是“阳”。

 

注重实体之间“关系”的中国文化，重点发展的是人的经验、直觉和形象思维；西方文化重点发展了人的理性、逻辑思维。难道中国没有逻辑思维吗？当然有，诸子百家中的“墨家”就很注重逻辑，可惜到了汉代墨家不合统治者的胃口就没落了。

 

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的人，自然缺乏独立思考，难以形成独立的人格，少有怀疑和创新，使人的内心依附于感情。很多身份卑微早年受尽迫害的人得势掌权后，不是寻找一条新路使后来的同胞不再受苦受难，而是走前任的老路变本加厉的欺压弱势群体。为什么2000年历史实践国人总是在专制的轮回绕不出来？“合”文化笼统性是中国人缺乏理性和逻辑思维是主要原因。有人说中国文化是人吃人的太监文化、雌性文化、专制文化、停留在人性初期的满足口欲的口腔文化，这些都是在缺乏理性思维下演变出的几种状态。

 

第二、中国曾经的强大和地理的阻隔使中华民族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不多，而真正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

 

不同民族的交流是提升民族素质、改变民族命运的重要因素。清代以前中国就很强大，基本都是日本、阿拉伯、欧洲这些落后国家学习中国居多，而值得中国学习的外来文化不多，在朝野形成了以天朝大国自居，普遍闭关锁国。中国地理西面是高山大漠，北面是草原和荒漠地，东面是海，南面是文化落后的蛮夷，中国周围的民族几乎都比中国落后，外族人向中国学习的多，中国人向外族学习的少。

 

反观欧洲，地理环境的阻隔与中国不同，不同民族的竞争、战争和交流比中国要频繁得多。

 

真正让中华民族向外来文化学习是从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康梁领导“戊戌变法”才开始的，没有八国联军枪炮的攻击，保守自大的中国人还以为自己永远是中央帝国。乾隆皇帝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贸易代表团特使马嘎尔尼说：“大清乃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用不着与你们这样的蛮夷小国互通有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在火烧圆明园之际，发现了西方送给康熙的枪炮等武器。200多年过去了，清军的武器没有任何改进，这印证了没有交流和竞争就没有进步。

 

第三、“合”文化始祖的中国学习西方的“分”文化不仅被动、缓慢，因为包袱和私心太重。

 

作为“合”文化始祖的中国学习西方的“分”文化不仅是被动的，也是最慢的，包袱太重，尤其是国民心智和权力这个深层领域，转变往往是最慢的。

 

中国向西方学习走过了很多弯路，开始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只学习西方的科技，不愿变更“祖宗之法”，不愿引进西方文化。经过多次的战争和签订屈辱买国条约，满清还是不愿学习西方文化真正引进西方制度，到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生和知识分子被迫引进西方文化。但这时的西方文化有很多流派：有康有为梁启超保皇立宪派、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胡适倡导的自由主义）、有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于长期封闭的中国人和知识分子而言无从抉择、眼花缭乱，后来康梁的保皇立宪没落，中国人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欧美的自由主义，一种是后来苏联的社会主义。随着蒋介石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国共之争结束，中国人选择的社会主义依然没有摆脱封建专制的实质。

 

日本人学习西方是全面的，19世纪富有远见卓识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更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引进西方的制度，也奠定了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理论基础，统治集团也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强大后的日本开始觊觎亚洲、大举侵略中国。

 

其实印度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代表，印度学习西方文化也很慢，但印度的地理阻隔少和其他民族的交流比中华民族频繁，走向民主的印度也正在变得可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