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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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与张学良在一起

一

2009年10月26日，一代史家唐德刚先生走了。

对于1920年出生的他来说，无疑是生逢乱世，历史在他不只是安身立命的职业，而且包含了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他不仅身历军阀争战、国民革命、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一系列大历史，而且与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胡适等许多历史的创造者有近距离的接触，他笔下的历史是活的，里面有他自己的生命亲证，那些曾与他血肉相关的时间早已沉淀在里面，其中混合着他的的呼吸和心跳。也因此，他的笔才会如此纵横自如，大开大阖，不拘一格。

他是历史的研究者，更是亲历者。虽然他在1948年就离开了生养他的这片大陆，然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却又何曾一刻忘记与他血脉相连的母国，母族的兴衰祸福始终萦怀于他的心头，一生难以放下，因此他才会在1999年写下这些话：“我们都是这个时代的过来人。……真是感慨万千，一言难尽。尤其是我们学历史的老兵，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人相食，眼看他打砸抢，再眼看他改革开放，起死回生。……”引人深思的“三峡史观”既是他的读史的心得，也是他阅世的总结。

正是他在遥远的异乡，一次次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将兴亡阅尽，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才领会到历史的奥秘。1996年9月，他在台北《传记文学》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前后经过了二、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他自称这是“积数十年治学与教学得，对祖国历史，和国族的前景，所作的粗浅的认知和‘大胆的假设’。”三年后，他在另一文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

“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吧）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但是‘帝王专制’，所牵涉的非‘帝王’一人而已也。它是个政治社会文化相互配合的特殊制度的集体运作。也是一部统治机器的有效操纵。‘民主政治’亦然也。它是一种制度；也是杜威、胡适师徒，口口声声的所谓‘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也。所以从帝王专制，要转变成民主政治，不可一蹴而几。二者要从政治经济转型开始，而一转百转，要全部转完，实非数百年不为功也。”

“两百年出三峡说”因为收入《晚清七十年》一书开篇而广为流布，引起相当的关注。2000年6月，两位与唐德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1920年出生的许良英先生与1923年出生的李慎之先生之间对此有过一番讨论。李先生认为按照两百年出“三峡”说，还有四十年，也不算太长。研究自然科学史出身的许先生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促成历史发展的因素是很复杂的”，他不相信历史可以预见，而是深信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人心不可悔”。

当然，作为史家，唐德刚先生深知历史不仅有其“必然”，更有不可预测的“偶然”或“变数”。他曾当面对张学良说，西安事变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那就是历史中的“偶然”。历史就是由“必然”与“偶然”相互激荡而成的。

其实，“三峡史观”的价值并非是时间上的预测，不是到底多少年出“三峡”的问题，而是对一种隐隐约约的历史脉络的清晰洞察，更是对本民族命运与前途的深情关切。在漫长的时光中，此生都与母国同优乐的一代史家，读史阅世，奉献出了这一“大胆的假设”，就是要我们去“小心的求证”。我相信，对于“三峡史观”的讨论，并不会随着他的逝去而终止。但是，他对历史演变路径或者说方向的把握则是无须质疑的。

唐德刚先生走了，历史仍在“三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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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国涌来源：作者博客发布时间：2009年1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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