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为什么要前赴后继征战高句丽？

2．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3．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17世纪满清对于明朝，19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第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第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中国商王室成员，商朝灭亡后逃至朝鲜半岛建国）、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虽也有中华血统，但又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彪撼。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因为中国商王朝时儒学尚未形成，故高句丽虽奉中国的商王室箕子为祖先神之一，却不认同儒家文化，反而受西北异族文化影响较深，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第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满清四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这很残忍，但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尊重，要想得到尊重，必须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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