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中国的时局你关注什么？

既得权力体制的堕落

 

堕落的力量来自“既得权力体制（establishment）”，它由三种人构成：专断地使用权力的官员和机构，依靠权力进行掠夺的财经精英及其企业，热衷于为这些专断和掠夺进行辩护的所谓学者。站在公民的立场看这个既得权力体制，2009年是一个堕落之年，市场化与法治同时在倒退。

 

　　20世世纪90年代初，受到惊恐的体制内精英摸索出了一条旁门左道式维护权力的方案：开放国内外私人资本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保持权力控制。这个方案运转十几年，似乎颇为成功，并被别有用心的国际投行分析师、雾里看花的海外观察家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帮闲学者，概括为“中国模式”。如同很多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已经相当固化的权贵主义体制。 

 

　　这种体制内置了腐烂机制：它鼓励掌握权力者滥用权力，放纵掌握财富者滥用财富。它以道德败坏为前提，也鼓励道德败坏。不过，在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似乎无所谓，只要经济高速增长即可。 

 

　　不料，堕落的体制必有反动（re-action）的本能。权贵体制的中国模式内置了一种倒退机制：统治体制会迫于自身生存压力和社会压力采取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前，也确实采取了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建设的措施。但是，将这些措施放到整个中国模式框架内，它们就不过是权宜之计，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具有自主的、目的性、价值性地位。中国模式的哲学是实用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机会主义。市场和法治随时可能被部分地、全部地牺牲、抛弃。换言之，倒退、反动随时可能发生。 

 

　　这种抛弃一直在进行。所以，从权力体制的表现看，中国的所谓改革是“猴子掰包谷”式的。进一步，退一步。因而，在“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后，基本的体制，并无根本性变化，甚至连市场体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 

 

　　2009年，市场和法治更是被大规模地抛弃。 

 

　　首先是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还有若干位学者试图否认这一事实，但国有垄断企业的骄横和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是无从否认的事实。事实上，这种国进民退在“抓大放小”战略提出之时，就已经在进行，只不过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放小”上。而在过去几年，“抓大”的效果清楚显现出来：国有垄断企业逐一控制了石油、电信、发电、高速公路、公交、证券、银行等行业，2009年，国有垄断企业则快速地控制煤炭、房地产等行业，曾经进入这些行业的私人企业被一一逐出。 

 

　　法治同样在倒退。面对普遍的暴力拆迁现象，司法无所作为，反而为虎作伥。立法部门长期容忍违反宪法与物权法的条例之存在。可以说，在拆迁领域，法律失声，暴力为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一半，就建立在这种拆迁基础上。 

 

　　重庆黑打事件则全方位地展示了本应维护法治秩序的司法体系自身是如何践踏法治原则的。如果说公安机关以运动的方式逮捕涉黑人员，还情有可原，那么，法院也以运动方式审理这些案件，就完全背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最令人惊叹的是公检法以联合办案的方式炮制所谓“黑律师”事件。年中，新上任的司法部长要求律师顾全大局，于是，重庆司法局的领导当然同样可以要求律师“顾全大局”。对于那些不顾全大局的异地律师，地方当局则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专政工具。先是对律师的行踪进行监控，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律师。警方仅凭口供拘留、检查官仅凭罪犯口供指控律师李庄。官方控制的本地媒体和丧失职业道德的《中国青年报》则先声夺人，全面抹黑李庄和整个律师界。随后，重庆检查系统违反《检察官法》，委派不属于承办案件的检察院的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出庭。这个所谓的十佳公诉人则在法庭上也仿照无良媒体，以莫须有的嫖娼罪名来抹黑被告。至于办案程序上的错误、荒唐，更是随处可见。法治政府的政治口号，在重庆已经被完全遗忘。 

 

公民社会的抗衡

 

　　易云：剥极而复。尽管既得权力体制在加快堕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堕落。事实上，另一半中国正在上升，那就是向上提撕的公民社会。 

 

　　这个公民社会由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极公民，或者立法企业家构成。他们可能是房屋被暴力拆迁、土地被暴力征收、奋起捍卫自己权益的普通市民、农民;他们可能是捍卫自己自治权利的农民或业主;他们可能是一些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可能是为那些农民、市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律师;他们可能是针对一切掠夺和不公发出不平之鸣的评论家，网民，以及学者;当然，他们也可能是某些具有良知的人大代表、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