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追寻精神的根系：近十年来大陆“国学热”现象鸟瞰

 

 

2000 年以后，随着“自由主义”与所谓“新左派”论争的逐年淡化，另一种思想，从大众到知识分子，从民间到官方，日益浮出水面。这一现象，以立场而言，可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以内容而论，可称之为“国学热”，以实质所指而言，可称之为“儒学复兴”。这种现象，容有相异的表述，但有共同的特点，即重新重视中华传统的意义与价值，并希望复活这些意义与价值，让它成为现代生活的精神与思想资源。与20世纪90年代初那场“国学热”不同，如果说那场国学热的特点是学院化，那么，这一轮的国学热的特点，便在于社会性。

 

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体而言经历了三个“三十年”的变化。在被称为“现代”的三十年（1919—1949）中，传统文化的建制刚刚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而崩溃，皇帝专制制度的崩塌与大家族制度的解体，共同使传统文化失去制度的依托，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体现于传统制度之中的儒学成为“游魂”。但是在这一时期，因为有旧派学者的学术功底与新儒家在现代大学中的坚持，传统文化的研究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且，传统乡村生活的存在，使以儒学为基础的民间礼法秩序，虽然备受冲击，但仍能构建乡土生活的民俗共同体。也就是说，儒学对政治的塑造功能已经消失，而其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仍然存在。1949年中原易鼎，革命思想成为主导思想。在此后的“前三十年”（1949—1979）中，行政力量的触角广泛深入到民间，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之中，社会结构从家国结构转化为阶级结构，强化了阶级，也便瓦解了宗族与家族，淡化了家庭，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基础遭到进一步的冲击。而在“破四旧”等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切与传统有关的因素，包括祭祀，拜神等等，都被贴上“封建”的标签，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同时，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传统学问终成绝响。接下来的“后三十年”（1979至今）中，传统学问业已明显断裂，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这使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在现代性的背景下，人们日益从乡村的血缘、地缘共同体中解脱出来，从人伦角色转变成独立个体，另外，伴随着基层腐败、环境污染等问题，人们纷纷逃离乡村，农村社会日益萎缩，这一切，都导致熟人社会所残存的礼法规则，也逐渐失效。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儒学从大传统的家国政制中退场，到从小传统的社会生活中退场，这种遭遇，在历史上只有秦政一统的时代才能找到相似的影子。

 

在一个相对正常的时代，历史的正面价值总会以某种方式进入当下的现实生活。因为人们有必要从历史中寻找自己思想与行为的参照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学术研究相对正常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在传统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于是，海外新儒学研究研究和海外汉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但是，新儒学主要是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重新诠释子学与理学，在言说传统的同时也不无狭隘化之嫌，并且，海外新儒家的心性研究与现代大学体制结合，把儒学变成纯粹的学院儒学，弱化了其经世致用的功能。而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则始终不免文化的隔膜。这两者共同的热点，是解释思想、历史而不能解释、指导当下。进入新世纪之后，民间大量出现的“少儿读经”现象，引发了思想界与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并在2004年发生了关于“少儿读经”问题的讨论。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私塾的争议，于丹讲《论语》的流行，人大国学院的成立，李零《丧家狗》的争论，都把传统文化争论推到公共言说领域。其中所涉及的，有对儒学现代价值不同判断的思想辩论，也有从儒学符号与大众传媒相结合所看出的公众心态，但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因素在民间社会重建中的复活。

    

一、思想论争

    

对现代人而言，儒学可以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知识，也可以是一种主观认同的思想，还可以是一种带有信仰色彩的宗教。对儒学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不同的思想立场。

 

较早引起普遍关注的儒学论争，是少儿读经。2004年之前，各大中城市兴办各种少儿读经班，是一种民间自发的行为。蒙学教育在中国有着久远的传统，也有一套教育方法，特定的教材。类似于《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一类的蒙学书籍，对少儿德性的启发功能，是现行国家法定教育所无法提供的。少儿读经的民间行为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缘于蒋庆先生编的《中华文化经典基本教育诵本》与《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蒋庆先生谈儿童读经面临的问题》。蒋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在现代背景下强化圣凡之别，不免刺激现代人的理性与神经，大批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参与到争论之中。而这场争论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即大陆一部分在政治领域追求民主宪政的学者，开始认同儒学价值。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自五四以来便成为思想论争的母题之一，民国时代以及港台地区，两种思想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大陆学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反对、批判传统往往是追寻政治民主、自由的曲折表述。少儿读经讨论中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再度结合，则表达了一部分学者在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的同时，开始从传统中寻找新的资源。

 

这场争论已经过去六年了，童蒙的经典教育对儿童的重要性已经被广泛接受，经典在基本教育中的重要性，也被国家教育所承认。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各地读经班越来越普遍，并且出现上海“孟母堂”一类的私塾以及各种民间书院。这些机构的教育方式不一定非常成熟，但是，它们的出现，既证明了民众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也推动着中国教育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而后者尤为重要。第二，中小学教材中普遍加大古代经典思想、文学作品所占的比重。这种增加的目的不是弘扬传统文化，但却能表明对传统的重视。

 

另一场重要的思想论争，是关于儒教与国教的讨论。“儒教”这样的术语，既牵涉古今之争，也关系中西之别。“教”，从古今之异来说，传统意义指以德性为基本内容“教化”，现代意义指建立在神启基础上的“宗教”。而从中西之别来说，中国意义指由政治统治者施行的“政教”，西方现代意义指独立于政治并由教会主导的“宗教”。在近现代史上，明确提出“孔教”并付诸实施的是今文学家康有为。今文经学极力尊孔的思想特色，使经学家很容易顺理成章地将孔子嫁接为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教主，从而把儒家学说宗教化。在倡导儒教方面，以公羊学家自诩的蒋庆先生提出了他的看法，在2005年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中，蒋先生认为，中国重建儒教要将“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相结合，所谓“上行路线”，针对的是国家政制问题，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儒者的学术活动与政治实践，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而“下行路线”针对的是社会重建问题，具体的措施是建立“中国儒教协会”。将传统天下体系中的政治教化，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国家宗教，这是公羊学家的现代“改制立法”。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新儒家所作的工作，基本上是对儒学进行“去政治化”。例如在牟宗三建构的儒学体系中，良知坎陷出的是民主自由人权，在徐复观的思想中，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无间。而儒学所开出来的政治格局，或者它在历史中有过的政治表现，基本上都被忽略了。蒋庆先生开出“政治儒学”空间，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然而以儒教为国教的设想，缺乏有说服力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