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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之下：晚清政府悲壮自救的洋务运动
轮船招商局的两面性
军火工业和海军的建设要花很多钱，时间一长难以为继，当时经过讨论要办一些民营企业，用民营企业的形式赚钱来支持官办的军火工业，提出所谓“求富”的口号或者主张来支持“自强”。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民营企业采用的主要形式是所谓“官督商办”。
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一家是轮船招商局，它是当时由李鸿章所控制的一家最大的水运公司或者海运公司，1872年底或者1873年初在上海正式建立。在它建立以前，中国的水运或者海运的现代交通运输基本是由外国人控制的，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的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旗昌洋行等公司控制了中国的水运，包括上海到香港、上海到天津、上海到汉口这些水路都是由外国公司所垄断。所以中国的一些商人觉得运输业很能赚钱，中国人自己应该来赚，就成立了一个轮船招商局。
李鸿章通过别人的介绍在上海认识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以后，把他邀请过来，由他筹集资金。因为唐廷枢在上海的买办阶层里很有影响，经过他的号召，许多上海的买办都入了股，这样就解决了轮船招商局的资金问题。
轮船招商局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航运企业，在国内外19个商业港口都设立了分局，但是它的存在面临很多困难，它和帝国主义在中国运输行业的利益有很大矛盾，外国在华的运输行业资金大，船只多，中国的航运业很难和他们竞争。同时轮船招商局企业内部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体现在官僚买办和投资者间的矛盾。而且，官僚之间由于利益的驱动，矛盾也非常激烈。后来矛盾发展引发盛宣怀和唐廷枢间的争吵，李鸿章把唐廷枢免职，任命盛宣怀作轮船招商局总管。
轮船招商局有两件事情做得最不好。在面临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时候，有关人员考虑政府会征用抬商局的船只去对付法国和日本的侵略，所以他们把轮船招商局改换一个名目，把它假卖给美商的旗昌洋行，这段时间船只实际上是借给旗昌洋行用，其间船主的登记都改为旗昌洋行，既然改成旗昌洋行，它就不是中国的公司，政府就不能够随便动用，从而逃避了两次对外战争中可能为民族事业尽责的义务。这是轮船招商局的历史上不光彩的一件事情。《中法条约》、《马关条约》签订以后，轮船招商局又从旗昌洋行名下撤出。
除了招商局以外，就是煤矿。从1875到1895年期间开办了一些煤矿，这些煤矿大体上采用机器生产，有的办得好，有的办得不好，有的办几年就垮了。
近代洋务企业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电报和铁路。在在天津和上海之间，在国内其他地方，包括云南、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都架设了一些。1884年开始对法国交战，就开始使用上电报，后来甲午战争中也使用电报，比过去的驿递快许多。过去七八天才能把一封信送到，电报几个小时就可以送到。
在1895年以前，当时全国修的铁路总起来大概360多公里，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作用不是很大，中国修铁路主要是在甲午战争以后。
大体上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约60个近代企业。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
洋务运动的规模其实很小
民营企业还有纺织工业。纺织工业还可以举一家，就是左宗棠的兰州织呢局。左宗棠开始在福州做闽浙总督，后来调到兰州，做陕甘总督。他在兰州创办了一家兰州织呢局，实际上由他的一个湘军部下管理。大概1880年开始建成，办了几年就办不下去了，因为生产的呢子没有人买，卖不出去，后来分配给军队，织呢局没有那么多资金办下去。
最重要的两家机器织布业，一是李鸿章在上海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是张之洞在湖北办的湖北织布官局。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备了十多年，到1890年才初步建成开工，设在上海杨树浦，有300多亩地。工厂建成以后，马上就赚钱了，特别是它的纺纱，利润非常丰厚，但是坚持不过两三年，1893年10月一场大火把整个工厂全部烧毁了。李鸿章、盛宣怀考虑到纺纱业利润非常丰厚，所以又在民间筹集各种资金，特别是从一些买办手里弄来了很多股份，重新办了一家纺织厂叫作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华盛机器纺织总厂好像完全是一个民营的形式，同时在上海、宁波、镇江还建了十个分厂，实行官督商办，由李鸿章派官去担任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总管。后来因为多种矛盾、多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外国人甲午战争以后在上海办的纺织厂增加，力量强大，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竞争不过他们，最后办不下去了。
李鸿章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和华盛机器纺织总厂的时候，也使用一些官方的手段和名义，他借口办厂要使厂方具有专利权，所以他正式发了文件，通知国内在十年之内，不许再有第二家纺织厂来办理。所以到后来，张之洞在湖北办湖北织布官局的时候，就面临着李鸿章的这个矛盾。张之洞在私下跟李鸿章做了沟通，你办的是官督商办，我办的是官办，官督商办你不许办第二家，这官办总可以办吧？他在武昌、汉口办的湖北织布官局实际上包括织布厂、纺纱厂、缫丝厂和制麻厂四局，于1893年才建成投产。
据有的学者统计，大体上从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总共兴办了约60个近代企业，总投资大概5300万两银子。由于每个学者占有的资料不一样，估计的也不完全一样，但总的说来规模很小。所以有一些人反对使用“洋务运动”这个提法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它没有成为一个运动，不是中央政府统一号令全国办起来的。
如果拿中国的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洋务自强、洋务新政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来作一个比较就会非常清楚。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晚几年，但实际上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反映的日本的资本主义的改革，日本所引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企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非常明显。有人统计，从1868到1892年日本总共建成了5600多个公司，总投资资本达到2.89亿日元，平均每年设立225个公司。和中国当时相比，中国方面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我想是在日本是由天皇主动地在全国推行，而中国只是由地方上的几个大员，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对洋务有兴趣的总督或者巡抚来办理。
另外，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尽量地鼓励推动民间办企业。它们没有官督商办，没有官办，或者说官办形式很少。民间的资本不足，由中央政府拿钱来支持民间举办各种企业，所以它的企业像雨后春笋很快地成长起来。
洋务运动是以清政府为首的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发起的一种自救运动，它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进步作用。
北洋水师覆灭，洋务运动受重创
洋务运动或者洋务活动在19世纪90年代甲午战争以后就结束了，并不是说甲午战争以后就没有洋务，洋务还是有，但是洋务活动破产了，这是因为洋务活动的结果和洋务活动开创者当初所树立的目标相比破产了。因为当初洋务的目的一是要“自强”，一是要“求富”，两个目的都未达到。通过甲午战争这一仗，《马关条约》的签订，应该说是国家更弱了，人民更穷了。
我想在这里简单地介绍几件事情。
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法国的海军派了一支军舰到台湾，另外一支开进福建马尾海港（今天的马江口），实际上福建水师也停在马江口里，敌国的军舰和中国的军舰同在一港里面停泊。当时朝廷派张佩纶到那里，他向总理衙门提出“塞河先发”的建议，即把马江口堵塞起来，先打法国的军队。当时总理衙门的主管人员不赞成张佩纶的建议，后来被法国的军队抢了先，向中国军舰下了“哀的美敦书”。中方毫无准备，福建水师几乎全部垮掉，而且福州造船厂几乎大部分都被毁掉。
洋务军火工业可以“勤远略”，这完全是一个招牌，从中法战争这件事情上看得很清楚。如果再看甲午战争的话就更清楚了。1894年海军会操，李鸿章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整个渤海、北海这一带已经非常安全。事实上由于李鸿章把整个北洋海军当成北洋集团的私产，没有把它当成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尽管当时北洋海军绝不比日本的海军差，但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以惨败告终。1894年9月17日大东沟的海战中，中国海军和日本海军一仗打了5个小时。大概中午1点开始交火，一直打到下午5点。不能说大东沟海战中国失败或者日本胜利，中国的军队和日本的军队都受了损伤。但是中国的军舰受了损伤以后，开到了威海港、旅顺湾，李鸿章不许它们再出来，提出“避战保船”的方针，完全放弃对海洋的巡逻，完全放弃了制海权，最终导致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每年花400万两银子从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买的几十艘当时是比较现代化的铁甲舰、军舰，一下全垮了。
从此以后一直到1912年，清朝都没有再建过海军，虽然期间有大臣几次建议重建海军，但是朝廷没有钱，没有力量，建不起来海军，虽然也曾经想设立一个海军衙门，但实际上也设立不起来。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可以说几乎都毁掉了。洋务派的主要人物所提出的“自强”、“求富”的主张，只有“剿发捻”这一条达到了。把太平天国、捻军、西北的回民起义都镇压了。对于外国的侵略，则一概无能为力，一概举手投降。
所以，洋务活动或者洋务运动经过甲午战争后是完全破产了。
学术界关于洋务运动性质的争论大体上是三种观点。我基本赞成这样的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清政府为首的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亡而发起的一种自救运动，它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客观上起到了进步作用，但是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这是因为它是用官办或者官督商办的名义来控制近代企业的生长，没有提倡、鼓励和推动民间的企业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在那时候的中国不能够生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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