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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园与血缘观念：中国文化危机的出路在哪里？
民族文化危机
谭运长：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问题，知识界谈得很多。这种危机意识，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那里已经非常强烈。当时人们意识到，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传统文化几乎处处显得不适应，处处都是危机，所以他们宁可用一种激烈的姿态，反对、炮轰传统文化，就像鲁迅说的，为了开一扇窗户，就要把屋顶掀翻。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进程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面临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现实，民族文化的出路显得尤为迫切了。人们意识到，文化是民族生存的根本，而全球化的趋势很可能就是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一个没有自身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没有足以自立于世、同时又与现代性相适应的文化的民族，将很轻易地被淹没。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上个世纪90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新的“国学热”，出现了对“五四”激烈反传统姿态的反思，人们在非常焦虑地寻找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根基——孔子被重新尊为万世师表，受到隆重祭拜；有人尝试用“四书”、“五经”作为小学课程；在流行文化上，同样出现了一股“复古”的潮流，如唐装、仿古建筑装修的流行，传统民俗风情成为旅游大热品牌等；更有大批以封建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资源为题材的影视剧，受到观众热捧。但是，这种表面的热闹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问题，并不能掩盖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正日趋瓦解的危机。现在要正视的是：面对这种危机能否找到出路？
刘斯奋：首先可以明确地说，“复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历史剧，把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的道德理想，甚至直接把帝王治术、官场斗争术拿出来，重新加以宣扬，可以说是个闹剧。一些王朝系列剧，把清王朝的前期统治描绘成辉煌无比的太平盛世，根本无视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我们已经被抛向后头的事实，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谭：在长篇小说《白门柳》里，你曾借黄宗羲之口尖锐地指出 ：封建专制主义那一套办法绝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刘：如果说，在黄宗羲的时代这还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危言”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更加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不可能有美好的前途。这样一种“复古”，与其说是在寻找民族文化危机的出路，不如说本身就是危机的一种表征，就像重新捡回土枪土炮，以为可以抗击洋枪洋炮一样。当然，作为在危机背景下焦虑心态的反映，知识界的“国学”热也好，流行文化的“复古”也好，病急乱投医，也是可以理解的。过去，中华民族文化在国人意识中一直居于至高无上地位。到了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世界文化的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化已经日薄西山，西方高位文化却蒸蒸日上。而危机的深刻性就在于，这样一种趋势，竟然又是跟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跟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经过百年苦斗，我们终于建立了共和国，可是民族文化的处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危机，并没有获得根本解决。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上得到大的发展，但面对西方文化的汹涌进入，我们自身文化的危机却进一步凸显出来。西方有人在说文明的冲突，且不论这样的宏大命题，单说我们个人吧，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体系，我们何以安身立命呢？
谭：也许，这样一种现实，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是一个矛盾体。我们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比如，今天的中国人，一会儿西装革履，一会儿唐装旗袍；一方面自己坚持拿筷子吃中国菜，另一方面却让孩子大吃“麦当劳” ； 一方面一如既往地把全部期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一方面在有些人当中，却公然把垂老的父母视为累赘厌物；一方面恪守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的老传统，一方面兴头十足地学着西方人张罗圣诞节，过什么平安夜、复活节，就连一般的知识分子，也跟着人家大谈什么世纪末情怀；还有，一方面受“五四”以来科学、理性的理念熏陶，可是内心深处却依然保留着东方传统非理性非科学的东西，即使像香港这样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城市，日常生活中却处处都有“封建迷信”的痕迹。坦率地说，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我既相信科学，而内心里也有很浓重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情结，相信这也是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状况。您说到中国人的安身立命，这种矛盾的、不确定的观念，是不是我们所特有的？这是否让我们困惑、茫然、无所适从？我相信一个西方人就不会有这样的矛盾。
刘：西方人有一个恒定的宗教信仰，不管现世社会历经怎样的变化，他们依附于宗教教义的道德价值体系都不会有本质的改变。中国没有作为全民信仰的恒定宗教，其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体系是建立在现世的，一旦现世社会发生剧变，植基于此一社会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也就随之坍塌。这种情形，中国历史上出现已经不止一次。当年孔子就经历过一次这样的危机。起初，居于黄河中游的周朝建立了完备鼎盛的礼乐文化，令人有“郁郁乎文哉”的赞叹。可是随着群雄并起，弱肉强食，惟利是趋，旧有的社会结构无法维持，周朝的礼乐规范就随之崩坏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提出一套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其后二千多年间，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为架构的道德和价值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安身立命之本。然而，到了近现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又一次空前激烈的变迁，这一套也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而成为无本之木，终至彻底分崩离析了。中国文化危机的出路在哪里？我们是否能够寻找到一个新的立足点，构建起一套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使中国文化走出困境，实现复兴呢？
实用理性与生存之道
谭：从中华文化传统维持几千年而没有中断消亡这一事实来看，我们的文化生命力又似乎特别顽强。究其原因，也许正因为没有恒定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文化才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而包容的结果，就能够在困境中保存自己。我常想，“五四”是反传统的，可是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中，“五四”所开创的理念，的确就和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实质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新的传统。例如科学理性和东方神秘主义，竟奇妙地成为同一个人的价值观念。这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才有这样的包容性，能够把对立的因素也容纳进来。这样一种矛盾体的文化，是我们的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带给我们痛苦，可是，也许就是在这个矛盾体中，孕育着新的、能够让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呢。当年孔子建立的哲学，未必就是对周朝礼乐的复古吧？他想必也吸收了许多新的、甚至和周朝礼乐相冲突的文化因素，也是在矛盾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刘：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西方人的文化观念，是恒定的石性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呢？是流动的水性文化。石性文化具有与生俱来的排他性，遇到冲突的时候，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而水性文化固然也有强劲的冲击力，却不一定要和对方拼个你死我活，可以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拐个弯又往前流。古人说上善若水，中国文化向来讲通变，《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变，所以我们传统文化里有一个面对危机的重要的生存法宝，就是以退为进，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积聚力量，最后反败为胜，就是一种实用理性的处事方法。另一方面，水性文化的包容性大，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于本文化原来没有的，但实践证明是先进、有用东西，固然善于接受包容；就连一些我们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甚至相对立的东西，也能予以较大的容忍。正因如此，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条河，在历史的艰险旅程中随形就势地向前流动，沿途不断地吸纳融合新的流量，也许，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历数千年而始终不曾中断、消亡的根本原因。
谭：您说的水文化的特点，说到底就是一种实用理性的处世方法。不过，对于实用理性的评价，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着强烈的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用理性是对先验理性的一种消解，先验理性承认终极意义的真理和正义，而且相信人能够达到对这种终极价值的认识。而实用理性却放弃了对终极意义的追问，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我们说科学、理性，而理性的内涵也是有很大不同的。这种情形，也就和我们常说的“西方”的概念相似。其实西方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比如美国、英国的文化，和欧洲大陆就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英美文化实用理性的成分居多，而欧陆文化更加偏向于先验理性。
刘：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没有彼岸世界，如果说理性的话，也就只有实用理性，而且是方法意义上的实用理性。但我们知道，当今世界真正的强势文化，正是一种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美国人奉行这一套，导致了长期的高度繁荣；在中国，邓小平奉行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也有了这些年的经济腾飞。“实事求是”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成功实践，还可以追溯到当年毛泽东革命思想和李德、王明路线的不同，毛是实事求是的，而从苏联过来的李德是先验理性的。“实事求是”和实用理性有没有联系呢？应该说，我们说“实事求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本身就具备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我是这么想，当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哲学的时候，实际上就宣告了传统哲学的终结。不定一尊，再也没有一种匡定一切的形而上的理念了，反正实践证明行得通的就是行的。以前作为认识论和先验意义上的哲学，像柏拉图的理念、托马斯—阿奎那的共相，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那种东西，就死亡了。人们再也不去恪守某种东西——曾经是哪怕过了时的也恪守。这种实用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世俗的、人的哲学，让这世上的人生活得更好。
谭：在西方，实用理性价值体系的形成，也许是从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开始的，其代表人物就是休谟、孔德等。与此相对应的，一方面是宗教改革，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意思的是，这种价值观似乎注定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当年英国实证哲学和经验哲学高度发达，同时将新教作为国教，顿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强盛。英国成了资本主义的领头羊，全世界都有它的殖民地，被称为“日不落”帝国，这种情况，就有点像今天的美国。马科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能就在于新教相对来说是实用的，而传统天主教是先验的。比如说，传统天主教的原罪意识，决定了人们只有永远地倾听上帝的声音，而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没有意义的。而新教伦理的赎罪，可以是人在世俗领域的工作，包括谋取利益，改善福祉。弥尔顿认为人因为原罪失去了乐园，但却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重建一个乐园。
对于新教和传统天主教的不同，韦伯引用了一段话加以说明：“天主教更为恬静，更少攫取欲；天主教徒宁愿过一辈子收入不高但尽可能安稳的生活，也不愿过有机会名利双收但却惊心动魄、担当风险的生活。俗话说得有趣：‘吃好睡好，两者择一’。用在这里，就是新教徒宁愿吃得舒服，天主教徒则乐意睡得安稳。”我们可以看到，实用理性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是从宗教信仰中生发出来的，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了。在中国，实用理性在我们的价值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呢？它的历史或许更为久远？
刘：应该说，中国人本质上，从来就是实用的。儒家学说不信神，孔子就说“敬鬼神而远之”。民间也有求神拜佛的，但这并不是一种信仰，只是祈求保佑、改善他的世俗生活，也是一个实用的目的。孔子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在强调勇于进取和建功立业的同时，实用理性的思想方法表现得非常明显，如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有提倡中庸之道，反对固执一端，认为“过犹不及”。另一个中国本土学派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强调个体生命自我保护的重要。可以说，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共同给中国人提供了完整的现世生存选择。
谭：到这里我突然冒出一个疑问。在西方，实用理性价值体系形成之后，很快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繁荣，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很明确地找到了这种价值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必然的对应关系。在中国，实用理性是一个本质性的思想方法，而且其历史比西方要久远得多了，为什么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繁荣呢？我们这里曾经有几次出现过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如在宋代，在明代，却都在萌芽状态里消失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刘：实用理性是一种强势文化，这不仅在当代，在古代也是如此。但单纯的实用理性其负面作用也很巨大——只有欲望，没有是非，没有正义和公理，没有原则和先验的教条，弱肉强食，有奶便是娘，是很可怕的。应当说，我们的先贤很早就看到了这点。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这种实用理性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所以，从孔夫子开始，历代哲人都殚精竭虑要把这只凶猛可怕的“欲望之虎”关进笼子里。可是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恒定的信仰，没有先验的“天条”可用。怎么办？先贤们只好自己动手制造一个笼子，哪怕只是现世的笼子。这就是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为主要架构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强化，一方面，把人的欲望说成是万恶之源，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把能极大地满足人们各种物质欲望的科技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加以压制甚至禁止。这种状况从宋以后直到明、清，实在到了非常严酷的地步。结果，基于实用理性的“欲望”，作为洪水猛兽是被极大地束缚住了，但反过来，实用理性自身的强劲活力，也受到极大的摧残。以致失去对世界变化的应有敏感和应对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