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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的另一面孔：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 >> 阅读
张居正的另一面孔：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
其一，何乔远《名山藏》说：冯保审讯时，王大臣招供，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其二，谈迁《国榷》、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都说，东厂审讯王大臣受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结案报告，在上报皇帝之前，由张居正作了修改，加上了“历历有据”四个字。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对张居正说，愿意担保高拱绝非王大臣的主使人，张居正愤愤然拿出东厂结案报告，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葛守礼认得张居正的笔迹，发现了他所加的“历历有据”四字。张居正猛然醒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其三，钱一本《万历邸钞》说：“此即冯珰（冯保）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张）居正密为书，令高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可见张居正自始至终都插手此案。案件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放弃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主张，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委派主管锦衣卫的左都督朱希孝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理案情。杨博还给朱希孝出点子：派锦衣卫校尉在会审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奴仆），露出破绽，使得高府家人“同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月十九日的三堂会审进行得煞是精彩。按照惯例，东厂和锦衣卫审问犯人，必先加刑，王大臣挨了十五大板，大声叫嚷：“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回答：“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这句话十分要紧，“是你使我来”，一语道破天机。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的回答非常之妙：“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使冯保难以下台，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中，会审草草收场。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再次审讯王大臣时，他已经中毒，喉咙哑了，再也无法说话。次日，宣判处死王大臣，案件匆匆了结。
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对这一案件有详细的追述，大体可信。申时行作为目击者，他的回忆录《杂记》，可以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时行说：“（王）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小竖（小宦官）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腋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榜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围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失。张居正却摇身一变，极力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不无讽刺地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高拱）谓张太岳（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万历六年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相对痛哭一场。张居正到了湖广江陵老家后，写信给高拱，一诉衷肠：“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葬礼完毕，回京途中经过新郑，张居正专程拜访高拱。回京以后，又写信问候：“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两人之间真的捐弃前嫌了吗？假如是真的话，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家风度吧！
张居正这位道貌岸然的大学士，是一个好色的登徒子，他到底有多少小妾，从“多御内而不给”来推断，应该不止一个，也不像电视剧渲染的那样诗情画意。有的野史说，他的亲信仆人游七，善于窥测主人的嗜好，不断为他搜罗“房中药”，供他纵欲。
明神宗即位时还是个十岁（虚岁）的孩子，慈圣皇太后李氏把朝政交给张居正的同时，也把教育小皇帝的责任交给了他。因此张居正身兼二职：首辅与帝师。小皇帝的一切都仰赖张先生辅佐，他对这位身材颀长美须及胸的长者，既敬重又畏惧。一次，小皇帝在读《论语》时，把“色勃如也”之“勃”读作“背”音，张居正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如雷鸣，吓得皇帝惊惶失措，在场的官员个个大惊失色。慈圣皇太后为了配合张居正的调教，在宫中对皇帝严加看管，动辄谴责：“使张先生闻，奈何！”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张居正的地位和威权之高可想而知。
不独如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张居正）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所谓“宫府一体”云云，就是把内朝（皇帝）与外朝（政府）的事权集于一身，因此说“相权”之大本朝无人可以和他比肩。这一点，张居正本人并不否认，经常对下属说：“我非相，乃摄也。”所谓“摄”，就是代帝摄政，如此权势显赫的首辅，各部大臣自然要把他看作“威君严父”，争相阿谀奉承，有人甚至向他赠送黄金制作的对联：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员，多少有点文学底子，用在拍马屁上绰绰有余。你看这副对联，文字对仗多么工整，而且巧妙地把张居正的号——“太岳”二字镶嵌进了下联，与上联的“大明”相对。“太岳相公”与“大明天子”相提并论，显然是有僭越嫌疑的，张居正却安之若素。
万历六年，张居正离京返乡安葬亡父，一路上摆出“我非相，乃摄也”的排场，有尚宝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文武官员护送，戚继光还派来了火铳手与弓箭手保镖。他所乘坐的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特意赶制的，特别庞大——“如同斋阁”，像一所活动的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的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卧室，两旁有走廊，童子在左右为之挥扇焚香。如此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是“八抬大轿”望尘莫及的，要三十二个轿夫一起抬，才能走动。这样的架势，也是有僭越嫌疑的。
张居正并非严嵩、冯保那样富甲天下的贪官，也不是海瑞那样两袖清风的清官。万历元年他在江陵城东营造“张太师府第”，皇帝不但为他亲笔书写堂匾、楼匾、对联，而且拿出宫内资金作为赏赐。上行下效，湖广全省官员纷纷出资“赞助”，这座豪华的府第耗资二十万两银子，张居正自己拿出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还在京城建造同样豪华的官邸，据目击者说，它的壮丽程度可以和王府相媲美。他死后，这座建筑改为“全楚会馆”（湖广同乡会馆），规模之大非一般住宅可以比拟。无怪乎辽东巡按御史刘台要在《恳切圣明节辅臣权势疏》中，弹劾张居正，“入阁未几，而富冠全楚，果何致之耶？宫室舆马，妻妾奉御，有同王侯，果何供之耶？”
一些官员为了讨好这位首辅，千方百计为他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开后门通路子。万历二年，沈一贯主持会试，同僚以张居正长子张敬修相托，沈一贯表示不肯通融。那人说：张相公功在社稷，破格录取他的儿子不算舞弊。沈一贯不敢苟同，说：考卷为什么要“糊名”呢？现在提前确定录取人名，当然是舞弊。发榜后，张敬修名落孙山，张居正为此生气了好几天。然而并非所有主考官都是那样秉公办事的。万历五年，长子敬修、次子嗣修一起进士及第，嗣修还是“榜眼”（一甲第二名）。万历八年，三子懋修居然高中“状元”（一甲第一名）。如此一门三及第，倘说其中没有奥妙，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万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父亲张文明病故，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按照传统伦理，官员“丁忧”，必须回乡服丧守孝二十七个月。次日，阁僚吕调阳、张四维联名向皇帝报告，希望援引前朝大臣金幼孜、杨溥、李贤由皇帝“夺情”的先例，挽留张居正。然而，这种“特事特办”，并不符合明朝祖宗旧制，“夺情起复”的大臣往往遭受非议。明孝宗时代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父亲病故，请求回乡奔丧“丁忧”，皇帝不许，经过再三请求，才得到批准。“丁忧”期间，皇帝要“夺情起复”，杨廷和再三推辞，始终没有“起复”。《明史·杨廷和传》说：“阁臣之得终父母丧者，自廷和始也。”杨廷和能够为父亲丁忧二十七个月，开创了先例，得到不少人的赞扬，官员们必定会拿这一先例来要求张居正。
独断朝政的张居正，当然不愿意在此紧要关头，离开岗位二十七个月。他的盟友冯保也认为他不应该“丁忧”，否则后果难以预料。于是两人策划了“丁忧”和“夺情”的两全之计，在明朝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