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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拜物教与公民意识：孔子为什么不如韩寒
“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
——黑格尔
“韩寒就是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照妖镜。”
——第一哲学
一切都取决于官方的态度，而不是取决于人们对官方的态度。“官本位”支配一切。这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以及历朝历代无数中国人的悲哀。
中国的官方仍然在满世界推销孔子。而对获得美国《时代》周刊2009年度世界100位最有影响人物提名的韩寒，则三缄其口。所以，“孔子”一直是一个“世世代代的热词”，而“韩寒”则越来越成了一个“时代敏感词”。
也难怪，好东西是不需要大力推销的，叫得最响的往往是假冒伪劣。在中国，凡是官方推销的东西，几乎都是错误的；极个别可能没错的时候，也肯定行不通或者在执行中完全走样。所以，如果你将官方说的一切都颠倒过来的话，我们眼前的世界就会明亮、正常许多。
孔子与韩寒本质上的差异一目了然。圣人孔子代表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而公民韩寒则代表了对于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反讽。孔子的态度就是官方的态度，而韩寒的态度就是人们对官方的态度（或其一）。官方并不一定总是错误的，但是，对官方的态度一定需要怀疑和批判。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必须做的事情，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经路径。
遗憾的是，无数尚未经过现代化启蒙的中国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即人们对于官方必需时刻警惕，以免官方犯错误。实际上，这样怀疑和批判地对待官方，才是最大的“仁义”和“道德”。因为官方的权力，其来源就是（或者应该是）我们自己，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怀疑和批判地对待官方，其实质就是审视自我。
而这种自我审视，在孔子或者中国官方那里，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东西。孔子学说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仁学”，即其“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不过就是他的学生曾子所说的“忠恕而已矣”。从方法论上看，孔子的“仁之方”在于“推己及人”。“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忠”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
在这个具有一定哲理，“看上去很美”的方法论之下，孔子推出了“仁学”实践的具体途径：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入则孝，出则悌”，在家孝敬父母，出门敬重兄长，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三是由家庭到社会的“泛爱众”；四是由个人、家庭到国家、政治，“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由此，孔子的“仁学”方法论，最终归结到了他的“目的论”，即不“犯上”，也就是他所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忠君思想，就是孔子“仁学”的支撑点。它是对于权力的顶礼膜拜。其实质就是个人、圣人自身的自我迷恋和个人崇拜。尽管孔子主张“不语怪力乱神”，但是，无条件的“忠君”也是一种神学修辞。
神学遮蔽了个人的实际存在。由于“忠君”思想的阻隔，孔子“仁学”所追求的落脚点“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并不能回到自身的“克己”上。这也就是权力拜物教所必然产生的“异化”问题。“异化”对于个人而言，是比较痛苦的事情，它使得我们既不能“认识你自己”又不能“成为你自己”。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仁学”实际上没有伦理道德的内核；或者说，面对权力拜物教，这种经过抽象的“仁”（两个“人”，实际上就是社会中的“人”），不再注重于个体的“人”，没有了个人的自觉，伦理道德就必然流于空洞化。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学，表现的不过是一种空洞化的“道德理想”，而不可能成为“道德事实”。其根本原因是赋予道德的个人，被权力拜物教给异化了。
这样说，并非指中国人没有道德（及其意识自觉），而是指出：中国人没有办法道德。实际上，贯彻中国孔子之后的2500多年历史的权力拜物教，就是中国人没有办法道德的根本原因。中国式的权力拜物教，与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的民主，产生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惟有民主条件具备了，人们才能放心地、现实地讨论或者实践“仁义道德”，“道德理想”才能和“道德事实”相互吻合起来。正如被誉为“美国人的良心”的大哲杜威所说的那样：“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道德伦理的意识自觉至今仍然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与孔子教导人们成为尧舜圣人相反的是，西方文明的“两希”（古希腊、希伯来）传统一直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古希腊的理性、希伯来的信仰，始终在警惕基于人身依附的权力拜物教。“两希”的统一，在于契约性。古希腊的民主实质上就是“城邦源自契约”，基督教的“原罪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契约精神。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说到底都是个人进一步觉醒的社会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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