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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的反“乡愿”看一些传统道德的虚伪性
孔子对财富的追求，也有时到了不分方法与不择手段的地步。一旦在体制内分不到大利，就不惜在底层里寻找财富来源。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可以挣到钱，就是去赶马车或当市场看门人也在所不惜。个人的爱好是无关紧要的。这种差事，放在今天就有点争当领导的汽车司机与私人秘书的味道。决不能想像孔子愿意去真正当一个街头的贩夫走卒。这主要目的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与领导凑近乎，以便得到重用与提拔。在这里说违心话，以博取领导的开心就是最重要的了。反乡愿只能是训训自己的门徒，摆摆样子而已。
虽然说孔子在《论语》中为中国后世的虚伪道德留了下足够的空间，甚至说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孔子本人并没有捞到这种虚伪道德所带来的便宜。他本人的命运一生多舛。一生求仁、讲礼、守信，自己并没有靠贩卖这些东西捞到什么好处。在世时一生清贫寂寞。但是，他的后继者们则不同。一派为孟子所彰显；一派为荀子所弘扬。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照说主张性善容易造就乡愿，也即走向道德虚伪；而主张性恶，则因为已经说破规则，反而能够真实坦然面对现实社会的丑恶的一面。而无需去冒“虚伪”的风险。但是，谭嗣同却把几千年来的乡愿文化归咎于荀子的人性恶的学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荀子的性恶学说正是后来法家的思想来源。而法家正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乡愿文化的坚实的制度堡垒。中国后来在“五四”及“文革”时，狠批孔子的儒家学说，却让法家轻易溜走了。儒家不过是中国文化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上的羊皮而已，真正的狼是法家。当我们撕毁了羊皮后，狼的面目就更加狰狞恐怖可怕了。因为法家连做一点羊的样子的伪装都不需要了。也就是将虚伪面目掩盖下的恶公开合法化了。本来儒家还被法家借用来作为幌子，形成了一个“外儒内法”式的制度化、结构性的虚伪。但是自从儒家成了这种虚伪的替罪羊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走出乡愿文化的怪圈，而且陷入了可怕的深渊。表面上儒家是明的规则，任何打着这个旗号的人就可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内部的实权掌握者的法家。法家的规则就是真正起作用的潜规则。
法家奠定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制度。以致伟人的一句“百代都行秦政制”，一语点破了中国制度文化的玄机奥妙。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官本位社会。不但没有发生过根本上的变化，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如果这一切皆如秦，从理论到实践都统一于法家的性恶理念，虽然残暴与专制，但毕竟还是诚实的。但是自秦灭亡以后，所产生的政权形式，除了政体上中央集权制外，整个社会也因此笼罩在等级森严，无所不在的权力中。这种权力还不断延伸到政治之外的道德情感领域，因而产生了以“乡愿”为特色的一系列学说和道德伦理体系。即所说与所做的完全相反的一套社会泛政治和泛道德主义的虚伪学说。难怪鲁迅先生告诫人们，凡要理解中国的事，往往要从其说的反面去理解方才可能得到较为真实的情况。这个社会往往是这样说，却不这样做，或这样说竟那样做，每每提倡一种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事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候。
为什么荀子的学说使中国走向乡愿？谭嗣同的解释是：中国的政权皆出自大盗，大盗利用乡愿，作为思想资源，以粉饰太平，而乡愿则“工媚大盗”。一个有情，一个有意，相互利用，才形成了这种乡愿格局。那么，这中间究竟产生了什么联系？其学说本身产生了什么条件？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西方，一般不承认人有超越于自身的恶的能力，这种超越一般要靠上帝的拯救，而完全的善只有上帝才有，也即只有神性才能够达到这个完善的境界，而人总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的。所以西方承认人不可以完全超越恶，所有的善只能表现为伪善。这在根本上杜绝了社会陷入伪善的大怪圈。这种承认反而使西方文化在实际效果上得到较多的真诚。而中国儒学，特别是荀学的虚伪面目下，人人假装天真，伪装德性。并且始终不承认，其用意即是“德性”后面的实利。而这种德性实利后面最大的实利就是官本位化的层级权利体系。这里形成的连环逻辑就是：以无私的伪善博取好名声___以好名声博取功名___以功名博取官位___再以官位博取实利。虚伪在中国确实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孟子在杜绝乡愿方面拿出的策略是“反经”，或者说是用了“诛心之法”和“心传之法”去反对“乡愿”的，这种“诛心之法”表现在《中庸章句．序》中就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按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加强思想道德教育”(邓晓芒著，《从康德的道德哲学看儒家的“乡愿”》，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我们今日仍然有那些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种种巧立名目的“为人民服务”，就是现代版的伪善。孟子说：“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一切好与坏，君子与小人之间并不没有什么绝对的可靠的标准，一切皆为权宜之策而已。因为中国毕竟没有康德式的先验式的批判。没有永恒不变的星空与存留于内心而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在西方人只具有道德的可能性，而决不具有道理的现实性。这就决定了西方文化的低调平实的可能性。但是在中国世间什么都是可以改变的，唯有权贵们的权力标准是永世不变的。所谓中庸的真谛与标准，也不过是取决于权贵手中的权力。在这里不可能产生什么超出世俗的权力的标准。如果一旦掌握了权力，那么“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必然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无不按照“宁可我负天下，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标准行世。而且越是专制社会，就越是按照这个标准处世。
在这种情况下，孟子对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本身的作用力也是深表怀疑的。在《孟子》结束时，孟子是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大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说到底一个人是不可能靠了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道德说教来达到高深的修养功夫的。一个道德人只能意识到自己的一切世俗表现，其本质上的虚假性，才能不强迫自己排除任何私心杂念以取得君子资格，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的不真诚并为之愧疚。按中国式的修养功夫，只能是“欲炼神功，必先自宫”，所以，中国的道德文化背景下的成功者就必然是“引刀自宫”者。要得到皇权的荫庇及重用，就要先得做太监自宫。在此种游戏规则下，虚伪就与病态及残暴这样美妙地结合在一起了。由此可见，中国的乡愿文化是各种文化的大荟萃。无论哪种文化，都只不过是：消除百姓的小乡愿，而成全大盗的大乡愿；铲除百姓的小利，以成全暴君的大欲。不知中国国学派们对此种历史与现实又有什么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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