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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迷误看中国民主之路
在张振武一案中，孙文采取什么态度？
张案发生在8月16日，孙文按原计划于18日北上会见袁世凯。当时很多人劝他取消行程，他不但不接受，还说：“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眼光。”到了北京后，袁氏稍加解释，他便轻信了 ，而且力促颇有疑虑的黄兴立即赴京。他在给黄兴的电报中写道：“到京以后，项城（袁世 凯）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 ，不能不照办……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
这些材料表明，孙文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支持还是破坏民主、法治制度的严肃斗争。只有把各方人士的政治活动都纳入民主与法治的轨道，让制度管着这些人的手脚，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巩固。这是制度问题，而孙文却把它看作某个人“可疑”或可信的问题。因为认识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他根本没有发表过谴责此案的任何声明，在这么重大的斗争中丧失了民主主义政治家应有的斗志。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竟为袁辩解，说是“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问题在于破坏法治的急电，能不能“照办”？迫于压力，为什么不交给法院去处理呢？同时，在孙文看来，该止息的是维护法治的“南方风潮”，他要做的不是帮助袁世凯等人认识错误，反而是要求得袁氏的谅解，“大消北方之意见！”
此案的结果是：部分参议员提出弹劾案，要求免去国务总理陆征祥、陆军总长段祺瑞之职。但没有取得法定的多数。早有去意的陆征祥呈请解职，袁世凯批准其辞呈。实际上是不了了之。而同袁世凯会谈之后的孙文，在周游各地时，一再为袁氏唱赞歌，打保票：“在前清官场中，项城有真实能力，勇于干事，迥异常庸……后袁赞成共和，南北统一，袁与吾人意见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于真意，目民国为假共和者，余则决其出于真诚之意。” “ 因南北人心，一致趋于共和，前途必无危险，……以政治言，袁总统及国务院与各省都督，皆能胜任愉快。”在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确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这不等于他已成了民主主义者，更不等于他可免于监督，违法时不必追究。任何政治人物离开了分权制约和舆论监督，必然沦为秦始皇。在自我陶醉与自我麻痹中，危险步步迫近。没有在张振武案中受到应有教训的袁世凯及其追随着，半年后悍然刺杀宋教仁；孙文又一次处置不当，民主共和制终于被推到名存实亡的境地。
宋案简单说来是：1912年12月中旬至1913年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政党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3月20日晚10点45分，宋教仁与黄兴到上海火车站乘车赴南京，宋被人连放三枪，击中要害，至22日凌晨4时47分绝命。24日零时30 分至凌晨，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捕获凶手应桂馨、武士英，并搜获应桂馨与国务总理赵秉钧 、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密电和函件一大批。凶手及罪证均移交江苏省上海地方审检厅负责审理。
宋教仁之死无疑是对国民党的一大打击，但如处理得当，未尝不是揭露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罪恶，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一大机会。可是，由于孙文进退失据、处理不当，反而使支持民主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 国民党内外存在着法律解决和武力解决的激烈分歧。
当时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把罪犯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的密切关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传讯总理和地方官员公布政府最高官员与杀人罪犯密切来往的证据，真不愧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1914年2月他出任直隶总督兼民政长，到任9天后被毒死在总督衙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以灭宋案之人证者”。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本身固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可是，孙文没有选择依法解决的途径，而是附和武装反抗的主张，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
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两个重要的传统：一是君师合一，以圣贤经传为工具，箝制臣民思想。另一是利禄引诱与生死、荣辱威胁相结合，纵横捭阖；有人称之为“游民（流氓）政治”。 两者交相为用。每当改朝换代或者大变动关头，后者更成为各项黑风恶雨的主要推动器。民国招牌挂起来后，袁世凯全面继承了这两手。除了适应民主选举的新形势，出现了贿选、迫选这些威胁、利诱的新形式外，了无新意。暗杀宋教仁，不过是袁世凯直接雇用下层流氓（应桂馨是青红帮头子，武士英更是为钱卖命的流氓）所干的高层流氓政治。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早在宋案发生之前，一些有识之士已指出，唯一道路是用法治取代这些中国的传统政治。著名记者黄远庸就曾指出，袁世凯“所为，实无以异于晚清末造”。 “即其命令观之，则纯然清时代之空文上谕，道德与法律绝对不分……至于假公器以牢笼私人，则官制官规，束之高阁；藉特权以行肆赦，则大典大法，置之土苴。”正确的对策是：“今无论排袁或袒袁者，记者皆认其能为国家发议论之人，亦但求公等勿高谈勿放论，亦但求公等国有一条之法，必责令袁总统守之，勿被买收，勿受运动，勿被其含混过去，此即所以爱国家者，亦即所以爱袁公也。”宋案发生后，是不是应该依据新情况，放弃法治道路呢？看一看当时的实际情况，答案就一清 二楚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5日后才回到上海，当即与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人商量对策。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孙文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同盟会及其前身均有暗杀的传统；黄氏提出这个主张不是偶然的。但这个对策显然不足取，如果采用这个违法手段，国民党立即从正义的一方跌落到受谴责和审判的位置上，不但政治上非常被动，弄得不好，还会被对方抓住辫子，彻底摧毁。孙文不同意这一主张，无疑是对的。
可是，孙文提出的主张却是更为极端的起兵讨伐。他在1915年给黄兴的信中谈到：“犹忆钝初（宋教仁）死后之五日，英士、觉生等在公寓所讨论国事及钝初剌死之由。公谓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时天仇（戴季陶）在侧，力持不可。公非难之至再，以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文当时颇以公言为不然，公不之听。”从黄兴、陈英士留下的信件及其他史料看，黄兴已改变主意，孙文信中说的情况是真实的。随之而来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此举在军事上有没有胜利可能？
孙文认为这不成问题，胜利在握。他在同黄兴辩论时写道：“若兄当日能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动兵，则海军也，上海制造（局）也，上海也，九江也，犹未落袁氏之手.况此时动兵，大借款必无成功，则袁氏断不能收买议员，收买军队，收买报馆，以推翻舆论。此时之机，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而黄兴的答复则是：“即从用兵论，忆最初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督，要求其同意，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今当事者俱在，可复询及之也。”
宋案发生距南京临时政府的结束，刚好一年。通过一年的整顿、裁撤，起义的民军大都已遣散。军事力量对比对国民党一方更加不利。即使孙文认为是忠于自己的都督或其他官员，也不敢轻易参加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完全支持孙文这一时期的决策的陈其美有一封信谈到其中大概：“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之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至于孙文提到的海军既不是作战的主要力量，也不太可靠（袁世凯出钱收买，他们便乖乖地归顺了）。武力反抗必然失败，这是势所必然，任何冷静观察当时形势的人对此都不会有所怀疑。
有的人认为，胜败特别是革命战争的胜败，不是军队数量对比决定的，武昌起义以弱胜强，一呼百应，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宋案以后的武力反抗所以失败，确是没有听从孙文指挥的恶果。这个论断的前提是正确的，后面的推论就靠不住了。原因是尽管国民党人喜欢把这一次军事冒险称为“二次革命”，其实当时人心思定，并不存在爆发革命的客观形势。上海总商会的通电说得好：“前年武昌起义，海内响应，人民苦于专制，急求改革，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克成共和……而秩序渐安，人心渐定。当此春夏之交，正商业进行之际……讵意风波迭起，谣诼朋兴……各埠成交之货物，纷纷函电止退……或者谓法兰西过去时代，恐慌倍蓰于今日，商人所见者浅，未能远谋。然师人者当以覆辙为殷鉴，毋宁舍短而用长……窃谓宋案审判于法庭，借款、选举取决于议院，自有法律为范围，岂尚血气为胜负。商人在商言商，不知附和，若有所破坏而无建设，乱靡有定，胡所底止。”
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给英国外交大臣的报告，证明这种求安定的情绪具有普遍性：“除江西和江苏的军队之外，运动似乎没有得到中国任何重要人物的支持。群众的态度依旧是冷淡的 ……国内大部分有文化的人士准备支持（至少在口头上）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府的政策…… 而全国的商会和行会对推翻临时大总统的企图表示厌恶方面也没有落后。甚至在广东，商界人士、少数官员和一部分军队竟敢表示上述意思；我冒昧地认为，这样说并不过分：全国强烈地赞成恢复安定的统治，相信这种统治只有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才可能实现。”在反抗彻底失败后，英国公使馆的另一份报告又重申：“运动没有得到中 国任何重要舆论团体支持的迹象……在运动的全过程中……虽然大部分劳动群众仍持冷淡的态度，但那些与商业和贸易有关的个人及企业强烈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胜利抱有同情。”
从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起兵宣布独立到9月2日南京被北军攻占，11日熊克武在四川失败，所谓“二次革命”造成的局部地区动乱在不到两个月内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第二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此举对民国政治发展带来什么后果？
全国复归平静后，10月6日，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他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被一律取消议员资格。要是说袁世凯的这些举措本在预料之中，可用专制统治者对民主力量的镇压予以辩解的话，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政治影响急剧削弱，陷入颇为孤立的困境。
早在举兵之前，报刊就在议论“国民党之窘蹙”。当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基本上是有保证的。各政党和公共人物的言行，几乎无时不受到大众传媒的跟踪、监督。国民党内的分歧和已付诸行动或拟议中的对策，无不一一见诸报端；一些领袖武力解决的主张于是广为人知，而又与人心相悖。
上海《民立报》是同盟会——国民党自己的报纸。该报负责人之一徐血儿，是最严厉谴责袁世凯和赵秉钧为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正犯”和“民贼”的记者。1913年5 月29日凌晨，宋案闹得风声鹤唳之际，有“中华民国工党”领袖持“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率领七八十人进攻上海江南制造局，当即被击退并打死和被俘数人。徐血儿立即在《民立报》发表文章指出：“夫大革之役，天与人归，可一而不可再。今日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府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这些话谴责的主要不是那几十个乌合之众，而是针对孙文等所谓武力解决派的。
孙文的这些逆潮流而动的政策“影响市面，震动纸币，低折至八成五六以下；”各地商界固然极为反对，一些反对专制统治或同情国民党的军政要员，亦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云南都督蔡锷，不愧为反对专制统治的英雄，当时就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查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决……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操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锷等才力纵薄，必不忍艰难缔造之民国，破坏于少数使用佥壬（无耻小人——引者注）之手也。”
江苏都督程德全是查办宋案的中坚。他在谈到此案时说：“迨凶犯缉获，又商议法庭，搜查证据……德全在责任上虽属无可旁贷，在法律上已自惭越俎之嫌。嗣此案交付法庭，德全不复过问。”“宋案当听法庭解决，借款当听国会主持。”在表明坚决维护法治的态度后，他明确地表示，鉴于“人民已有枕席不安之状”，为“维持秩序，凡有煽惑兵队，扰乱治安之举，无不以军法从事。”
这些主张是当时社会各界的主流意见，对孙文等人说来，不啻是逆耳忠言。但他们听不进去 。于是，国民党得到一个恶谥：“暴民专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指出，这是它的“自杀之政策”造成的。除了讲十年修20万里铁路这类大话空话（86年后的今天，全国铁路还不到7 万公里）外，主要的一条是“及改组国民党时，又不能尽如宋逐初（教仁）之志，行大改革 ”，即坚决地把革命组织改造为现代民主政党。因此，一遇到自己的重要领袖被暗杀，不是全面冷静地考虑在现有情况下，如何推进民主和法治制度，而是按照原初状态的革命组织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行事：用暗杀和刀枪去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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