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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的宪政

作者:袁伟时 来源:作者博客 发布时间:2011年02月28日 点击数: ( 字体: )

 

 
“夔公伟鉴:昨日承赐款,感感。惟区区七百元,撒手即空……前晚所商之二百元,万乞惠下……书到后,即希宠锡三百元……”应夔臣的批语是:“上海民报已照拨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饬员照送。”
 
“夔公大鉴:前晚畅领大教,快何如之。所谈宪法上改革条件,晤洪君(洪述祖)商定,已遵命属笔于今日本报登出半篇矣……无论如何,终须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维持过去。公我党伟人,既有志于建设事业,区区言论机关,想无不鼎力维持也。”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应夔臣大笔一挥:“为国会事已照拨八百元。此批。”
 
应夔臣摆出一副主子的架势,掷下要价的一半,乞求者就乖乖地任其驱使了。双方的灵魂都暴晒在纸上。
 
这两位老兄同时求助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在应夔臣批复三天后,远在北京的洪述祖也有回音了:
 
“对于《民强》允月协五百元,先发四个月,顷已电博谦来取矣,免汇兑张扬也。”
 
一场秘密交易,这家原属国民党的报纸臣服袁世凯了。
 
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暗杀也成了政治运作常用手段。
 
最耸人听闻的是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实际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案。
 
是谁杀了宋教仁?直接动手的是黑社会头目应夔臣和他用钱买来的杀手武士英。
 
应夔臣是什么人?他是青帮头子;辛亥革命前便与青帮大头目陈其美有紧密联系。1911年11月3日,上海军民起义;11月6日陈其美被拥戴为护军都督,应夔臣被任命为都督府谍报科长;在陈其美支持下联络1907年8月18日在东京成立的以会党为基础的共进会的残余势力,重组共进会,出任会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他奉陈其美之命组织卫队保护孙文上任,随后任临时政府庶务科长,因贪污伙食费被革职。民国初年,帮会分子扰乱社会一直是令执政者十分头痛的问题。1912年,应夔臣和共进会参与武汉反对黎元洪的南湖马队暴动,他被通缉。在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疏通和安排下,黎元洪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袁世凯、赵秉钧先后接见他,冀图利用共进会安抚会党分子。为此,赵秉钧还给了他密电码和五万元经费;江苏民政长程德全则委任他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并每月由中央政府补助两千元。宋教仁被暗杀后在他家里搜出53通信函和电报,证明他是此案的直接组织者。
 
要讨论的问题仅为谁是主使者?
 
被指主谋的三个嫌疑——赵秉钧,陈其美和黄兴,究竟谁是真犯?
 
说黄兴是主谋,是袁世凯提出的。据章士钊回忆:
 
“宋案发,遁初遗电到府,吾方与袁会食……语次,竟以宋案凶手归克强,执先一日同孚路黄寓议事,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余大忿,不对而出。”
 
章士钊的岳父吴长庆是提拔袁世凯的恩公。辛亥革命后,章士钊常出入总统府,这个回忆是可靠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黄兴有当总理的雄心;从1903年11月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起,黄、宋两人亲密无间,被刺前在上海,宋教仁一直住在黄宅;同时,黄兴道德无亏,观其毕生言行亦无杀友求官的可能。
 
传统的说法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策划,指使帮派分子应夔丞执行。背后是袁世凯默许。缴获的主谋应夔丞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的来往信件和电报表明赵秉钧、洪述祖与应夔臣关系非同一般,连袁世凯在回复革命元老谭人凤的电报中也不能不承认:
 
“自三月十三日应致洪函,有若不去宋云云,寓有造意谋害之点,嗣后各函电,相承一气,确与宋案有关,是主谋暗杀者,已可概见。”
 
袁世凯说的三月十三日应夔臣致洪述祖函件,原文非常露骨:
 
“功赏一层,夔向不希望。但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宀木,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第二天,应夔臣又发密电给洪述祖:
 
“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四天后(18日)洪述祖答复应夔臣:
 
“寒(14日)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笑。”
 
3月20日晚上10点40多分刺杀成功,两个半小时后(21日凌晨2点10分),应夔臣发电报向洪述祖报告:“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21日9点20分再次发报:“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
 
双方联系紧密,配合默契,洪述祖是这一罪案的直接指使者,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案发后,洪述祖立即潜逃青岛,依靠租界特权逍遥法外,同时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
 
1. 自己一心为国。宋教仁“搅乱大局,非讦发宋之劣迹确据,宣布中外,不能毁其名誉,败其势力。适应夔臣来书言及宋教仁前在日本犯有骗案,日廨出票拘提,拟设法购得此票,印行广布,为釜底抽薪之计。”
 
2. 有关信件和电报提及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内容,是恐怕自己“人微言轻,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 把袁氏、赵氏的问题揽在自己身上。
 
赵秉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发表通电为自己辩解:自己和应夔臣的关系,只是“应夔臣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应夔臣和洪述祖函电中涉及袁世凯和自己部分,洪述祖从未呈阅。
 
袁世凯则打起官腔,下达通令:
 
“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须知刑事案件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本大总统有维持治安之责,何敢坐视扰攘,致无以对我国民也。”
 
但是,1914年春,宋教仁雕像落成,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之撰写的一块碑文,留下千古之谜:
 
“宋教仁先生石像成题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于虖!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
 
于右任的意思非常明确,在舆论认定的袁世凯和赵秉钧之外另有主谋。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发生时,于右任在车站,是他找车把宋教仁送到医院,又亲聆宋教仁的遗嘱。以两人的密切关系,在普遍认为袁、赵是元凶之际,他却撰写这个碑文,其含义非同一般。
 
袁世凯次子袁克文(1890—1931)1920年发表的《刺宋案真相》则直截了当说是陈其美策划的。他说:
 
“二年(1913)冬,予适在沪,知先公遣秘使迓遁初者数至,遁初(宋教仁)所察已竟,欣然命驾。行之先,陈英士(陈其美)、应桂馨(应夔臣)宴之。筵间,英士询其组阁之策,遁初曰:‘惟大公无党耳。’陈默然,应詈之曰‘公直叛党矣,吾必有以报。’言时即欲出所怀手枪,座客劝止之。遁初曰:‘死无惧,志不可夺!’遂不欢而散,而陈、应日相筹谋。予故友沈虬斋,陈之党也,谓余曰:‘遁初不了。’予详诘之,虬斋曰:‘同党咸恨之,陈应尤甚。迩日,靡日弗聚议,虽亲如予,亦不获闻。偶密窥探,辄闻遁初云云,辞色不善也。’未几难作,遁初竟死矣。应知赵秉钧畏遁初夺其位也,遂假道于洪述祖,诱得电信,初意但为要功计,不期适以此而移祸也。”
 
现在颇有一些人支持后一论断,但都谨慎地申明没有直接证据。间接推论有这么几条根据:
 
1. 陈其美有流氓习气,本身就是帮会头目。除自己喜欢嫖妓,结交青红帮外,心胸狭隘,动辄暗杀自己的竞争对手或损害了自己利益的人。陶成章就是他指使蒋介石杀死的。蒋介石在日记中甚至说他刺杀陶成章是取得孙中山信任的重要因素。
 
2. 宋教仁改组国民党,清除帮派分子,得罪了陈其美及其帮会朋友。
 
3. 宋教仁“大公无党”的态度,进一步激怒了陈其美;且有史料说,陈其美亦有当总理的意图。
 
4. 宋案办理过程中,凶手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这些都是黑白两道通吃并在上海有盘根错节势力的陈其美才有的本事;足迹没有跨过长江一步的袁世凯是无能为力的。
我的意见是:两条线交叉了,一仆二主,两方利益交集,都是杀宋的主谋。但两个主子中,应夔臣与国民党和陈其美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
 
这个论断与于右任的观点是一致的。于右任没有否定袁世凯和赵秉钧在这个案件中的罪责。1916年洪述祖在青岛骗了一笔钱,化名逃到上海公共租界,被债主起诉。1917年4月被宋教仁15岁儿子宋振吕和秘书认出了他,扭送到租界法院。1918年3月移交京师地方司法部门审理。1919年3月由大理院刑事第一庭判处死刑。4月初被绞毙。洪述祖被捕后,于右任曾发出电报,要求严惩洪述祖。其中写道:
 
“武、应、赵、袁,叠遭天谴。惟余此孽。法网始罹,务望引渡以后,严密防范,彻底根究,庶后之作恶者,知天道难诬,助恶者知国法莫贷。”
 
武士英在狱中被毒死;应夔臣越狱后1914年在京津火车上被砍死;赵秉钧也是1914年在直隶都督任上被毒死;袁世凯则因众叛亲离于1916年6月6日抑郁而终。洪述祖也落网了,可谓天网恢恢,作恶者无一逃脱。这个电报非常明确谴责了袁世凯与赵秉钧,与他的宋教仁石像题语并行不悖。可见他也认为是两条黑线交叉,害死了宋教仁。
 
必须指出,不要以为只是袁世凯或陈其美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国民党许多领袖包括孙文、黄兴、张继等人都有这样的冲动,而且在宋教仁被刺之前,他们就跃跃欲试了。1914年6月3日,孙中山在致黄兴的信中,曾提及黄兴有暗杀袁世凯的计划。 而早在民国初建的1912年,国民党元老张继已有这样的计划,并且得到孙中山支持:
 
“独刺袁一事,孙先生固非绝不赞成。吾忆张溥泉(张继)充当参议院院长,即刺袁计划中一重要步骤。盖溥泉为孙公言:袁世凯之专横,非设计去此獠,革命将无成。而去此獠,必先创设接近机会。夫吾以北人易与袁洽,又兼议长职权,彼无从拒不接见,吾必因而剚刀彼腹,以泄秦舞阳之耻。孙先生壮其言。”
 
这不是孤立的事件。民国建立后,用暗杀消灭政敌或疑似的政敌,是国民党人惯用的伎俩。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就是众所周知的案例。1915年12月25日,著名记者黄远庸在三藩市被暗杀,也是国民党干的罪恶勾当。
 
国会系统也被贪泉淹没,从选举开始,腐败和混乱就如影随身。
 
曹汝霖对此有切身体会:
 
“有一天,忽接到当选蒙古议员证书,甚为诧异。余既不是蒙古人,又没有参加竞选,何来当选议员。……后来知道,蒙古议员,名为选举,实由总统指派,故蒙古议员中,满蒙汉人都有。”
 
黄远庸当时就留下这样的记录:
 
“议员之卖身于甲乙各党,已成公然不掩之事实。有人为拟卖身文契云‘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某贵党,连皮带骨,一切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此辈有以一身兼卖与四五党者。卖完以后,一律脱党,自名厌弃党争,其实等到将来有大宗买卖时,免得受党议拘束。若以一次连皮带骨而卖尽者,其人尚是三代以上之人物也。”“买卖之盛,以议会初开时为最。今日各收买所,已一律关门。”
 
“今日议员乃如孙猴子毫毛,七十二变,脚跟无线如蓬转。”
 
“据记者所知,已有十数议员,到京未及两月,已汇寄数千元回家者……从前北京马车极稀,今之议员殆十有八九坐马车者,且多为自置之马车。”
 
“议员纳妾,殆成最近之熟语。最近名花若所谓姚蓉初、金小菊者,皆为某党之激烈分子纳去。往往有极小雏妓,从前仅有一毛丫头之价值者,今皆得议员之捧场,声价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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