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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归去来兮：清华还能找回它的另一半吗？
清华大礼堂内的“人文日新”牌匾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
类似“反哺”故事在清华文科的复建中屡见不鲜。198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致信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这位曾经在清华国学院师从陈寅恪、王国维的学者，针对当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只有文理两科，不能适应学科交叉发展的情况，建议具有良好文理传统和工科基础的清华大学建设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
这封信无疑成为清华文科复建的节点之一。陈云将此信转给清华，清华党委于1983年3月向教育部党组提交报告，表示“在清华增设文科，逐步把清华办成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是有利的”。
事实上，早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各个层面都认识到了人文社会科学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当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何东昌还说，“解放以来我们工作的失误主要是社会科学方向的失误造成的”。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和研究生招生制度。正是这一年，在冶金地质研究所工作的陈来，报考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方向的研究生。
1980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和副校长何东昌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题为《重视大学文科，多办大学文科》，该报同时配发评论《干部队伍结构发展与发展大学文科》。
这篇文章道出了清华文科复建的初衷。和多年前院系调整的目的一样，此举是为了“密切结合党和国家的战略需求”。作为一所向来和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大学，清华决定不只培养“又红又专”的水利学家和建筑工程师，还要培养“具有一定理工科专业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
1983年，清华大学以《关于清华大学建设文科的全面报告》的形式向教育部党组做了正式汇报。其中这样描述增设文科的意义：“有利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利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
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经济管理学院，别具意义。1984年，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朱镕基，担任了这个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表示：“我用一只手把你们从社会上接进来，在学校里培养好，再用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社会中去。”
竹竿与木桶
同样是这一年，《走向未来》丛书开始陆续出版，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开始公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新译本出版，《百年孤独》也被引进出版……“很多地方都在开放，人们都特别敢想，是个非常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位经济管理学院的首届毕业生回忆说。
与此同时，清华大学也将自己定位为“以工科为主，理、文、管理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文科，回归加速。
如今已退休的胡显章，依然能够准确地说出各个文科院系成立的时间表：1978年成立马列主义教研组，1979年成立文史教研组、教育研究室和经济管理系，1983年复建外文系，1984年成立社会科学系、经济管理学院，1993年成立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1999年复建法学院，同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0年成立公共管理学院，2002年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2008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
这一连串的时间背后，是一连串著名学者的名单：哲学系主任是著名哲学教授万俊人，历史系有著名经济史学者李伯重、著名学者秦晖和中国唐史学会会长张国刚，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此前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系教授，公共管理学院有国情研究领域的开拓者胡鞍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是《人民日报》前任总编辑范敬宜，美术学院更是有著名画家张仃、吴冠中等一批名家……
对这种名家齐聚的局面，王振民深有感触。他说，今日清华法学院同老法学院相比，同样“群星璀璨”：除了商法学教授王保树、法理学教授许章润等，还有一位冠名法学讲席教授——梅汝璈法学讲席教授冯象。
这样的局面凝聚着许多文科复建者的心血。胡显章回忆，自己在1996年参加了全国文科大学校长会议，发现文科不受重视是一个普遍现象。一位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坦言，文科发展排不上队，还有校领导说，“你们文科不就是研究研究《红楼梦》怎么回事吗？”
在颇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情结”的清华也是如此。据说，在学校领导的班子会议上，还有人提出：“你们文科不就是出几本书吗？搞那么多的系、所、中心干吗？”
1985年，清华首次提出了“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3年后，清华大学文科工作委员会成立。1998年，时任清华校长王大中表示：“按综合性的模式进行学科调整和建设，在发挥工科优势的同时，改变单纯为加强工科而建设理科、经管等学科的‘小综合’的狭隘观念，逐步树立起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大综合’观念，使理科、经管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主流方向上有不同程度的建树。”
然而有一种论调在校内流行起来：清华成为世界一流不是靠文科，理由是建世界一流如同从高树上打枣，取决于最长的竹竿，这只能靠理工科。
对此，胡显章提出了“木桶理论”，即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整个综合性发展是制约于最短的一块木板。这就是所谓的木桶与竹竿之争。后来经过交流，大家终于达成共识，那就是“木桶”、“竹竿”都要，而且文科也应出长竹竿。
一锅与一人
无论是竹竿或木桶，都要从基础做起。1994年，法律学系开始筹建，时任校党委副书记胡显章担任筹建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法律系连间办公室都没有，教工“差不多只有两三个人”。
这种尴尬放大到全国也是如此。“文革”期间，高等院校法学院系基本上停办，只保留了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的法律（学）系。及至改革开放后，国家急需专业的法律人才，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律师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颁布，进一步刺激了法学教育办学规模。
清华法律系正是为了适应国家“依法治国”的需要而重建。为了尽快招揽人才，当时的法律系书记李树勤还总结了三种“请人”技巧：要有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要有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劲头，要有孔明七擒孟获的胸怀。
胡显章又追加了一条，那就是要有“程门立雪”的精神。这是他在1996年邀请民法学教授马俊驹加盟清华的感受。当时，这位民法学家刚刚调入中国政法大学，还住在位于昌平校区的宾馆里。
在法律系领导第一次邀请他未果后，胡显章亲自出面。那天，一行人在宾馆外面等了大概两个多小时，胡显章开玩笑说，这是所谓“程门立雪”。不过，这次马俊驹还是拒绝了清华的邀请。
最终，胡显章找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开口就说：“当年我们一锅端给了你们，今天我们只要你们一个人。”当马俊驹最终加入清华时，他幽默地说：“你们就差绑架我了。”
这种诚意感动了很多人。曾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刘东，至今还记得，自己和现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吃饭时，这位校长当场背诵出当年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如今，刘东成为清华国学院的副院长。在他办公室的门上贴着一张复印纸，上面写的正是这句话。
尹鸿也记得，最初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时，学校非常重视，在学院的名称和架构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为此，清华专门派了一个考察组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考察，考察组回来后，还专门写了份很长的报告，其中提到国外一流新闻学院如何架构，名称定为新闻系、传播系或者传媒系的各有多少。最终，清华确定下来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个名称，在学院的架构上则主要借鉴哥伦比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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