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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作者：周瑞金 来源：《炎黄春秋》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9日 点击数： ( 字体：小 大 )

　　三、当代中国在大国崛起中遇到的困境与难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GDP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人均达到4283美元。我国GDP总值去年已超过日本(5.4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再以汽车发展为例，2009年我国顶着金融危机汽车销量飞速增长，全年销售汽车1364万辆，增长46.2%。2010年我国汽车生产和销售又双双超过1800万辆（生产1826万辆，销售1806万辆），成为全球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的大国。据2009年统计，我国石油日消耗量是800万桶，美国是2000万桶，中国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石油消耗量仅占十分之一，应当说还有发展空间。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多，主要还是发展轨道交通、公共交通。
 
　　还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他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山林被砍光，植被遭严重破坏，还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没有人工收成，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观我国，30多年同时进行三大社会经济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二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而且，这些年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值得引以自豪。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中国的崛起是客观事实。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0.28上升到目前的0.48（欧洲与日本在0.24～0.36左右）。而且，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到2009年底达32万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就是说，相当于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在经济发展中社会事业发展被忽视了，比如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滞后。2003年在抗击SARS中表现较为突出，暴露出医疗卫生薄弱特别是农村。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要知道，环境债是高利贷，我们这代人借下了，子孙后代还不起。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一般官商勾结经济腐败，是世界各国都有的现象。我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沈阳市慕绥新、马向东买官卖官案，涉及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等16个第一把手；黑龙江省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干部900多人，多名省级领导、上百名地市级领导卷入，引起全省领导干部大调整。有的贪得无厌，广东省原政协主席陈绍基（前公安厅长）涉案总金额达20亿元；有的贪财又贪色，95%贪官有情妇，60%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人在网上公布“二奶排行榜”列出九个奖项，例如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包养146名情妇得数量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宾馆包养未婚大学本科女大学生17人，得素质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20个情人年龄在16～18岁，得青春奖；还有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性爱日记95本，制作性爱标本236份，得学术奖。多么荒唐！第二，我国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美国建国200年来，法官犯案的只有40来人，新加坡独立45年来没有一个法官犯案。因为法院、检察院被称为社会良心，是主持社会公道的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它的腐败是社会良心的丧失，社会正义平台被丢掉。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我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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