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辛亥百年：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作者：周瑞金来源：《炎黄春秋》发布时间：2011年09月29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我国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现在和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不同，那时凭市场的自由竞争，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可以在社会获得上升通道。现在却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据有关报道，我国现在有将近一亿精神异常的人群，这么庞大的数字，真是令人不寒而栗。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我国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

　　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钱明奇为房产两次被强拆的补偿问题，曾经上访10年、上网1年。他两次上告法院败诉，为此绝食四天；到检察院上告不受理，他静坐抗议；后多次到北京上访，被关进黑监狱。为向社会发出他微弱的声音，五十多岁的他学电脑学发手机短讯，并在新浪、腾讯、天涯、凤凰4家网站同时开通了微博，在网上给媒体人士和律师发“私信”，诉说自己的遭遇。他发微博说，“我十年依法诉求未果，请大家理解我反腐报仇行动！”他表示自己不学唐福珍，也不学钱云会、徐武，要学董存瑞。爆炸前一天，他又发微博说，临川将会听到爆炸声。5月26日上午在抚州市检察院内停车场、临川区行政中心的地下车库入口处与东广场发生三起连环爆炸案，三人死亡，五人受伤。凤凰主持人闾丘露薇叹息：“进钱明奇的微博，赫然发现就在几天前，他曾转过我的帖子，后脊发凉。在那几千条评论中，我不会知道有一个声音是来自如此决绝、预备死亡的他。他一辈子不被听见，直到那一声巨响。”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

　　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4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我们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我们从辛亥革命百年来，世界与中国的实践来看，还可以得出这么五点共识：一、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从五点共识和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首先涉及媒体舆论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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