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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人们不信历史常识只怪过去讲真话不多
【导读】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
封面杨奎松像：李媛 绘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
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共产党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 “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中共完全独立自主了。故毛泽东也专门讲过，说中共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抗战结束，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政治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毛泽东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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