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吴宓联想：近五六十年中国放火者多救火者少

作者：张求会来源：《东方早报》发布时间：2012年02月17日点击数： ( 字体：小大 )

【导读】吴宓继而联想：“近五六十年，在中国，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众思造乱，而莫肯平乱。此生民惨劫之所以临，而文化将毁灭至尽也。哀哉！”

《吴宓书信集》

妻子温婉如玉、女儿秀美如花，应该是大多数男人的梦想。对于吴宓和陈寅恪这样成长于旧式家庭、各自生养了三个女儿的父亲来说，“三女承欢秀，一妻举案贤”（吴宓《赋呈陈寅恪兄留别》二首之二，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83页）的理想似乎比一般男子更容易实现。然而，“人事叵测，恩仇易位”（梁锡华《说〈寒柳堂集〉》，载《华学月刊》1981年3月总第111期；收入《陈寅恪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册）。夫妻反目、父女成仇，吴家是一样不落；陈家虽然琴瑟和谐，但父女情也曾一波三折。

就夫妻情而言，陈寅恪远比吴宓幸福：1928年8月31日陈寅恪与唐筼成婚（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逝世（同上，第184页），11月21日唐筼追随而去（同上，第185页）。四十年相濡以沫，“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7页）。唐筼“对寅恪爱护之忠诚及其处事之明达”（《吴宓日记》第9册，第388页），曾令鳏居多年的吴宓深感钦佩和羡慕。

相比之下，吴宓的婚姻和家庭多有不幸：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日期见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1929年9月12日二人离异（详《吴宓日记》第4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3-288页），其时长女学淑七岁，次女学文三岁，幼女学昭一岁零两个月，三个女孩遭受了最直接、最持久的影响。平心而论，吴、陈仳离，自评“太患情多”（《吴宓书信集》第128页）、女儿评为“性情中人”（吴学昭《吴宓书信集·后记》，同上，第435页）的吴宓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大概也是他“老年益悔痛”，将“昔年离婚”视为“一生最大之错误”（吴宓1970年5月“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信”，同上，第432页）的根源所在。

吴宓与陈心一离异后，仍然在经济上承担了扶养“故妻”和女儿的义务，成为她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吴宓日记》及其《续编》不乏吴宓邮寄款项和两人互相助力的记录，新近出版的《吴宓书信集》同样提供了不少佐证，比如1968年4月至1969年6月，吴宓每个月只能从单位领取“生活费10元”，“此时期，曾靠心一汇款济助”（《吴宓书信集》，第429页）。三个女儿的存在，使得吴、陈两人维持了一种更像家人一样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为旧时代过来的人，两人在“大量细心保存书籍”（同上，第370页）等明显不合时宜的一些做法上，沟通起来反倒比较容易。

早在1929年9月，吴宓在与陈心一商议离婚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自知生性乖僻，不适于家庭生活。”（《吴宓日记》第4册，第284页）长期的单身生活，加剧了这种不适应性，即便与三个女儿的短暂团聚，也是龃龉不断，有时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比如，1944年，吴宓最心爱的长女学淑擅自将父亲的“全套华贵西服”改做外套，吴宓去函指责女儿，学淑回函不以为过，“反视为义所当为，而加宓以毁损其名誉之罪”（《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越发触发了吴宓的“痛愤”，他不仅在日记里大倒苦水，而且先后给査良钊、李赋宁去信，一面寄示女儿的回函（详《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一面批评女儿不懂得“做人之根本道理”——“盖他人之片纸破衣，亦不宜取用，应绝对的尊重他人之财产权，并应尊重宓之财产权。”（《吴宓书信集》，第248页）

两代人因为生活习惯、行事风格不同而相互抱怨或不满，原本稀松平常、比比皆是，即使三个女儿对于父亲长期缺位心怀怨怼，最多也只能称得上感情的嫌隙。真正导致吴家父女情出现裂痕的，还是大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对于“新文化及赤化”（《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页）的观念差异。

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段“直让人心惊肉跳”（佚名网友语）的话：

晚饭前，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格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吴宓日记》第10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9页）

当时，刚满二十岁的吴学昭正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在《武汉日报》实习。对于这个“每日食宓鱼肝油三次”而不肯“读吾书”的小女儿，吴宓惟有“气苦”、“嗟息”（《吴宓日记》第10册，第398、396、402页）。相比之下，女儿急于放弃学业“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的想法给予他的打击，远比不心疼他的鱼肝油、不愿陪他欣赏“云霞之美”（同上，第396页）猛烈得多。1949年10月1日，吴宓在写给堂弟吴协曼的一封信里，进一步还原、丰富了此次父女交锋的场景：

处今之世，父子、兄弟、夫妇、知友，人各异心，不能强同。分党分区各自效命而互为敌国，亦至寻常之事。即如三女学昭到燕京后，思想已完全左倾。1948七八月昭忽来武大，住近两月。与宓父女亲情固有，然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宓与各守疆界。已而昭竟一再努力设词，欲改造宓之思想，宓乃诚恳语之曰，我们在私为父女之情，在公为异路之人；宓决不求改变昭，请昭亦勿来改变宓。且以宓五十馀岁之人，一生读书思想著作，态度早已固定，昭纵努力，亦必不能影响及宓也云云。幸得欢欣握手而别，今昭音信早绝。（《吴宓书信集》，第360页）

多年后，江家骏撰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了吴宓三个女儿的名字，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见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某佚名网友综合“日记”、“传略”作出推测：“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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