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越先民是向台湾文化拓展的先驱

　　我们有理由相信，台湾与祖国大陆先民的古文化交往肇始于5000年前。商周以降，海峡两岸的交往日渐增多，亲缘关系日趋明显。迨至战国、秦汉之际，随着造船业的长足发展，遂使东越先民成为向夷洲（台湾）文化拓展的先驱！

 

　　众所周知，台湾古称“夷洲”。最早明确记载台湾的著作是《临海水土志》，书载：“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作者沈莹曾任吴国丹阳太守，战死于天纪四年即公元280年吴亡之役。张崇根先生已正确指出：《临海水土志》的成书时间“当在罗阳改为安阳之后，即公元264年至280年之间”。而此书中关于夷洲记载资料的主要来源可能与卫温远征夷洲之行有关，“或者直接从此役取得”（吴壮达：《台湾的开发》，科学出版社，1956年）。又据《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正月，孙权派遣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这是我国官方政府首次大规模派遣军队抵台，行使国家权利的军事行动，而夷洲土著与大陆先民的民间交往势必远比东吴要早，海峡两岸间的交往殆即相当久远。

 

　　《史记·东越列传》载：“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汉初，因佐汉击项籍有功，无诸被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治东冶。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由此可知，秦汉之时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和福建一带先民，实即《史记》所称的东越之地，既先后包括有闽越和东瓯，也含有部分越国故地。背靠崇山，面向海洋，与台湾宝岛隔海峡相望的地缘特点，加上其所具有的悠久造船业及其娴熟的操桨驾舟技能，则使东越先民成为向台湾文化拓展的先驱！

 

　　我们应予重视的是：《史记·东越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郢发动了对南越国的军事进攻，南越王向汉廷求援，汉武帝调遣两路大军准备合击闽越时，闽越王弟“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今杀王以谢天子。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按：当时的闽越国都是在今日的福州，文中余善所说如果闽越战不胜汉朝军队，便逃“亡入海”，所指殆即台湾与澎湖等海岛谅无大错。何况《临海水土志》载夷洲（台湾）“众山夷所居”的山顶“有越王射的”；同时还有“越王算”等有关“越王”的称谓。《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战国晚期楚杀越王无疆之后，“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而蒙文通的《越史丛考》和傅举有等先生则力主《越绝书》中的“外越”，应包括澎湖和台湾等地在内。透过上述文献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依稀可捕获到至迟在战国至汉初，东越和夷洲先民已有着海上交往的历史文献信息。

 

　　当然，揭示东越先民对台湾的文化拓展，关键在于文物考古发现中的实物证据，众多的考古实证业已表明，祖国大陆与台湾文化交往的历史十分悠久，远比战国、秦汉之时还要早很多。

 

　　早在1943年，日本的金关丈夫和国分直一教授就曾指出，台湾的史前文化中有经过大陆东南沿海传入台湾的南方要素，此种文化曾分数次波及台湾。张光直教授还提出台湾“龙山形成时期文化”是由大陆不同的地方先后渡海而来的主张。台湾著名考古学家宋文薰教授进而推测台湾的史前居民是从不同的故地，不同的时间来台后，割据自己的领域，保存或发展自己的文化。随着海峡两岸考古与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上述论点大多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据臧振华先生研究，台湾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新时器时代文化，是位于以台北县八里乡大坌坑遗址命名的大坌坑文化，距今年代约为7000年—6000年。曾有学者提出，早在大坌坑文化之时，大陆的东南和华南地区就同台湾有了文化交往。但事实上，大坌坑文化呈现的大陆史前文化因素，是因在两地相似的生态环境下，而出现类似绳纹（但器形并不相同）和渔猎采集活动，属于文化的趋同现象。何况当时先民所能具有的地理知识并不清楚，航海技术也不足以远航。

 

　　如果说大坌坑文化同大陆已有文化接触之说，尚待今后考古发现加以确认的话，那么继其之后分布在台北地区的芝山岩文化（下层距今年代约4000年—3000年）和圆山文化（距今4200年—2000年左右），以及分布在西海岸中、南部以绳纹红陶为主的牛骂头、牛稠子（均距今年代4500年—3000年之间，部分文化上限接近5000年）和营埔文化、凤鼻头文化（均距今年代为3500年—2000年），已同东越先民有着海上交往则是可以认同的事实。钟礼强先生通过对福建闽侯昙石山文化的全面研究后指出，昙石山文化与圆山文化及凤鼻头文化中的陶器无论从制作质料、颜色到工艺，还是彩绘纹饰和部位都很相似，两地所体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很相近（《南方文物》1993年第1期）。在台北芝山岩、台中营埔里、台南屏东垦丁（距今年代约4500年—3500年）等遗址中都发现过碳化稻米，说明其时的大陆稻作农业已传播到了台湾。尤其是芝山岩、圆山、卑南和凤鼻头诸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彩绘陶片、小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斧、石镰、半月形石刀（石铚）、蚌器、贝壳饰品和印纹陶等等；以及台南县科学园区的南关里遗址（简称“南科遗址”）不仅发现有碳化稻米，同时还有贝玦、穿孔鲨鱼牙坠饰、贝环、石斧、半月形石刀（石铚）、石锛、陶豆、陶钵及纺轮等等（图见臧振华等著：《先民履迹》，台南，2006年8月出版），都是浙、闽、粤新石器时代晚期及至青铜器时代常见之物。如台湾所见的彩绘陶在浙南的瑞安山前山、泰顺县狮子岗和牛头岗遗址、福建的寿宁、福安、周宁、闽侯昙石山、庄边山、福清东张、厦门灌口等地都有出土。

 

　　台湾黄士强教授列举了芝山岩出土的彩绘陶和陀螺形木器、黑皮陶、红衣陶、骨镖、角质鹤嘴锄和钩状器等等，同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同类器进行对比，因而认定“在台湾找不到芝山岩文化的祖型”，上述“要素不应是独立发生的，而是传播的结果”。“它的持有人来自中国东部或东南沿海，尤其浙闽地区的可能性很大”（《台北芝山岩遗址发掘报告》，台北，1984年）。笔者欲予补充的是，芝山岩遗址出土数量多且形制特殊的内底带半环形钮的器盖，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层就有其祖型出现。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和台东卑南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扁圆形带一缺口的玉玦、玉管、玉环和玉耳饰等，都可以追溯到大陆的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及昙石山文化。不过，我们并不能肯定芝山岩文化的主人是浙江史前先民直接迁居台湾的结果。

 

　　其实，芝山岩文化应由大坌坑文化发展演变而来。臧振华先生在论述台湾细绳纹陶文化来源时已正确指出，不能仅据不同文化间器物特征的比较，用“移民”或“地区演化”等单一的模式来解释，而必须从自然环境、人地关系和族群互动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过程作考量，才能获得更具可信性的解释（《浙江学刊》1990年第6期）。此外，诸如台东卑南文化墓地出现的拔牙、猎头和西海岸中部番仔圆文化及台南县南科遗址所见猎头和以陶器覆盖死者头部的习俗，台湾各地常出土的有段石锛、小石锛、半月形石刀和靴形石器及其后的干栏式房屋、纹身习俗等等，我以为均应是由大陆福建史前先民文化传播的结果。

 

　　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屡见的那种外缘带有四个小突块（或称花边）的玦形耳饰（宋文薰：《论台湾及环中国南海史前时代的玦形耳饰》，台湾，1989年），不但在广西田东、锅盖岭、桂平县银山、广东曲江石峡和香港大湾遗址找到其渊源所在，而且在江西省靖安李洲坳大墓与浙江衢州西山西周土墩墓和绍兴越国墓中也发现有其祖型。台湾习见的玉（贝）玦在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福建闽侯黄土仑和广东曲江石峡等遗址或墓中都有出土。圆山文化出现的有肩石斧，更向人们昭示它同广东沿海和香港地区的亲缘关系。不过，我们应注意到台湾地区普遍发现的有段石锛大多属于台阶型和凹槽型，有的横断面呈梯形，也有少数近似三角形，显属有段石锛晚期形式或变种，而且有的往往同有肩石斧、彩绘陶及印纹陶共存，表明她同大陆文化交往的时间不可能太早。尤应特别指出的是：已故的日本金关丈夫、国分直一教授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台湾台中县埔里盆地的大马璘遗址曾采集到7件弓背式长方形石铚（石庖丁），其表面刻有叶脉纹、方格纹等几何形纹饰。在台北市植物园、龙口里遗址曾出土有拍印方格纹的陶片，新竹县苑里遗址还出土有器表拍印云雷纹、曲折纹、方格纹、组合纹及水波纹等印纹陶片（图见《台湾考古志》，日本法政大学，1979年），这正是浙闽商周时期盛行的几何形印纹陶纹饰，由此足证其时的台湾与东越先民有着文化交往乃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