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大学的死亡买单

最近读了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思的《大学的兴起》，联系身处其中的大学环境，不禁产生很多感慨。

 

根据哈斯金思的考察，大学本来是学生和教师的联合会，是一个系统学习的组织和场所。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是学生和教师共同治理的自治组织。随着大学发展而出现的行政机构，其职能不在于管理学生或教师，而是为教学活动服务。在这样的大学，教师的教学是自由的，只受到教学需求者学生的制约。这样的大学，被看成是民主的摇篮，自由的乐土，知识的殿堂，思想的家园，被尊崇为“象牙之塔”。哈斯金思眼里的大学，也正是康德（1724—1804）眼里的大学——“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的品性是独立追求真理和学术自由”，也是雅克·德里达（1930—2004）眼里的大学——“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

 

崇尚自由、追求真理，这就是大学的精神。大学之存在，不在其建筑，不在其机构，而在于其精神。中国大学是否曾经有过大学精神，以笔者有限之经历和狭隘之判断，尚不能确定。不过，以现状考察，中国大学即使曾经有过大学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泯灭。我们今天的大学文化，已经远远背离了大学精神。

 

萨缪尔森曾经很自豪自己成为一个教师和研究者，他说他的大学同学中，一流人才进入大学从事研究和教学，二流人才进入公司从事商业活动，三流的才进入政府机构从事行政工作。在萨缪尔森眼里，进入大学成为研究者或者教师是值得骄傲的。萨缪尔森是显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因为大学可以实现他的抱负。实际上，每个时代都有理想主义者，只不过，不同的时代，理想主义的庇护所可能会有所不同。大学，可能曾经是理想主义者的庇护所之一，但现在的中国大学已经容不下理想主义者。其实，中国大学的理想已经死亡。

 

大学教师的地位已经远远不像萨缪尔森设想的那样崇高。在中国的大学，一个极端官僚化的机构里，教师尤其是一线教师已经日益沦为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力出卖者。其实，问题可能还要严重。在马克思的笔下，劳动力出卖者至少在劳动力市场上是自由的，而现在的大学教师则不同。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劳动力市场的那样一个自由择业场所，而且，由于过分专业化的结果，知识的分立使教师知识或者人力资本的独立生产能力降低为零，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教师对学校的依附性。于是，在大学里，在相当程度上，教师已经降格为奴隶。

 

无论如何，大学总是教书育人的场所。由此，教学工作应该成为学校工作的中心，而教师也应该具有更高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实际上，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官僚化，行政机构成为学校资源配置的中心，行政人员也因此相对于教师有着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际上，在政策由行政机构操纵的背景下，其制定和实施总是围绕着行政人员的利益，而教师尤其是一线教师则不断被边缘化。行政机构越来越健全和庞大，行政人员也越来越多，但教师教学工作得到的服务并没有相应增加，增加的只是教学任务，规章制度，惩罚条列。理论上说，教务管理部门即使作为管理机构，其职能只能是为教学服务。但实际上，教务管理部门相当一部分工作名曰管理，实际上只是在无谓增加教师工作负担，束缚教师手脚，妨碍知识进步和教学创新。对一线教师来说，每个学期，从开头到结尾，都有大量表格要填写，大量检查要应付，大量规章要执行。对教学活动，相关章程都有明细的规定，对违背那些详细规定的行为，都有详细的惩处规则。

 

管理部门对教学活动的详细规定体现着对教师的某种不信任，担心教师的懈怠。事实上，教师的教学活动直接受到学生的监督，就算教师主观上有机会主义倾向，这种监督的直接性也会使之大大减少。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信息公开背景下的机会主义由于面临惩罚的可能性增加将会大大减少，而教师的工作环境正是一个信息公开的环境。实际上，真正在工作中懈怠甚至玩忽职守不是教师而是管理人员。在一个以教学为本的大学，管理人员的数量超过一线教师的数量，这些管理人员在管理什么？积极主动的管理人员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来管束教师，而缺乏主动性的部门或者管理人员则奉行者几十年的“工作作风”：一杯茶、一张报纸混一天。有人来找打打官腔，应付应付，没人来找乐得在半睡半醒之间混日子拿工资。这些年，管理部门的办事效率确实在提高，服务态度在改善。但是，管理部门还是习惯于将自己当成官老爷，将教师当成不能信任的臭老九。

 

众多的条例规章要求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每学期开学要求填写的那些教学文件，对于一个一学期上三四门课的教师而言，如果全部认真填写，就无法做其他工作了。这样无谓的形式主义实际上是在迫使和诱导教师弄虚作假。可以肯定，很少有教师认真填写那些表格，更没有人会认真去看。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占有教师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只是作为废纸扔进纸浆机。为教学活动制定计划，本身就匪夷所思，指望教师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展开教学，更是愚蠢之极。如果我们不是将教学看成是流水线似的生产流程而是将其看成活跃的思想交流过程，它本身就具有充分的不确定性，这是无法计划的。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展开的教学，只能是一种极其无能无用的教学。大学是思想的温床，而思想不可能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一个自由的讲坛是推动思想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严格的形式或者模式之下，只能产生平庸的教书匠，产生平庸的学生。这样的教学是真正的滥竽充数，是真正的误人子弟。

 

直接为教学服务的教务机构对待一线教师尚且如此不信任如此冷酷无情，更遑论其他机构。说到底，学校作为社会大市场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是一个资源配置的场所。不过，学校市场不同于社会市场的在于，这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一个封闭的市场倾向于垄断，从而倾向于具有寻租市场的性质。在学校的各种资源配置中，比如住房分配或者现在的住房补贴，教师尤其是无权无势又不愿意溜须拍马的一线教师，总是处于边缘化的状态。相反，那些持有资源配置权力的部门和单位，总是活跃在学校政治舞台的中央，不仅在享受着各种现实的物质利益，也在享受着种种虚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那些工作几十年的老教师，在进入行政楼的时候还会不自觉的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在这样一个极端官僚化的背景下，权力是财富和地位的通行证，而知识和理想则成为孤独而无奈的知识分子的座右铭。在这样的环境下，知识不再神圣，理想不再光荣，教师不再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