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的恶：不是恨罪恶腐败而是恨制度

        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善恶不分，自己也有同感，但却很难用具体的事例做一个论证，对很多事的感觉很快就从记忆中流逝。最近，发生的事，以及网上的辩论促使我下决心就这个话题写一些感想。尤其，每有贪官落马，就会引来人们对他们的人性的称赞和同情，比如：他们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某其实是个好干部；一个×××倒下去，千万个×××站起来；根子在制度，换了你我在他们的位子上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创造出“好贪官”滑稽词汇。

 

这种言论其实是把贪官们个人的品行、气度、外貌，及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他的恶行，混为一谈——其根本的目的是想说：贪官是有人性的、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是因为制度使然，所以他们是值得同情的。我想，这种混淆是极具煽动性的，尤其在当下腐败泛滥的时代，也是极具危害的。

 

如何看待贪官的人性呢？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也没必要，再邪恶的人也会有温情的时候。因此，所谓的贪官的人性是个伪问题。人们知道，希特勒也有显示出他人性一面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甚至是个人品行很优秀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希特勒不是一个恶魔，那，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在人们普遍的认识中，恶人都应该是粗野的、猥琐的、丑陋的，或者是长着一脸横肉的。对于极恶的人，很容易把他们想象成自己心中典型的恶魔形象。然而这只是我们对恶者粗浅、片面的认识，这种认识可能导致了人们，往往被贪官温文尔雅外表所迷惑——致使人们反而忽视了他们恶的本质，及其恶行。比如有人把贪官捞钱说成是“他只不过在工作的时候，在批示文件的时顺手签了一个字”；又比如有人认为，贪官玩女人也没有使用暴力霸王硬上弓，而且有些女人是“自愿”的……荒唐之极。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如何评价艾希曼呢？要知道，他把上百万的犹太人送进毒气室，也只不过是“在批示文件的时顺手签了一个字”。而且，不仅没听说过艾希曼霸王硬上弓的强奸过集中营中的女囚，连他凭借权力让某个女囚“主动送上门”都没听说过。甚至，他还很“人性”的发明毒气室——可以让那些犹太人死得不那么痛苦。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但难道我们能说他不恶吗？

 

犹太著名女学者汉娜•阿伦特1961年在耶路撒冷，观察对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批时，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是“他一点也不粗野（uicht einnmal unheimlich），也不是非人类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之后，她还做过一些描述，“艾希曼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而且也不是像查理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总而言之，艾希曼是一个谦逊的人”然而，阿伦特并没有因此就混淆了艾希曼个人品行与他所犯的罪，反而引发了她重新审视纳粹这种罪恶的思考，并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恶”的论述。要知道，阿伦特有关“平庸的恶”的论述是“抛弃了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纳粹主义有不可理解的本质——‘根本恶’这个概念”。她这种超越自我的勇气和自信，令人钦佩。由于，阿伦特与众不同的观点，颠覆了人们普遍的对恶人的形象，所以，她遭到抨击和批判是显而易见的。据说，相关论战长达三年之久。

 

当然，也不仅阿伦特一个人对艾希曼有这样的印象，雅斯贝尔斯在巴塞尔电视台与彼得•魏斯谈话时，魏斯说：“我的印象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东西。我每天也花许多时间在电视中看被特写了的艾希曼的形象。我的印象是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感到他是一个乏味的、非常缺乏想象力的、甚至是不可靠的男子……这种场合引起我注意是他在回答问题时绝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地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总之，可以看出艾希曼对权威是绝对服从的……他把自己知道的事情一一陈述出来，这是让人注目的一面，但是另一面也让人失望的是大家没有看到一个理智地为自己作狡辩的所谓恶魔般罪犯的典型形象。”

 

我理解，所谓的“平庸的恶”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人们，尤其是在一个恶的制度下的人们，作恶的动机本身往往不是为了作恶，仅仅是一些其他原因，诸如：为了好的工作、为了一笔生意、为了晋升或者领导赏识、为了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等等，就如阿伦特所说：“（艾希曼）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没有其他任何动机……他反复强调自己只升到中校军衔而没有能出人头地，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他并不愚蠢，却完全没有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却又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的）因素。”另一个是说：由于恶的这种没有思想的特征，所以恶是平庸的。阿伦特认为，恶的平庸“是可怕的，是指拒绝言语和思考”。她还说：“事实上我今天认为，恶一向是激进的，但它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由于它像一棵毒菌，在表面繁生。只有善才总是深刻然而极端的。”

 

与我们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往往是通过贪官们人性的一面为他们寻找制度的借口，而阿伦特却是通过艾希曼人性的一面思考“为什么一个像纳粹主义这样的专制政体恰恰是靠艾希曼这样粗鄙而肤浅的人物来支撑？”当然，我们没有阿伦特这样的智慧，如果要我们向她那样思考是不现实的，但如果我们在读过她的论述后，还秉持错误的观点，那就是我们的愚蠢或者邪恶了。

 

我们总是容易对极恶的事件和行为表现出愤慨，却也总是宽纵那些小恶。然而，单纯的极端的恶是极不寻常的，或许是不存在的。我想一个人如果纯心为恶，是需要克服心里的许多底线的，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甚至本能的——可以说，每个人对作恶都有一种天然的障碍和胆怯，我们常说做贼心虚就是这个道理。那些看似极端的恶，也无非是为了工作、事业、生存等等，很平庸。然而，它却使得“平时绝不会伤害弱小的家庭主人准备好了成为罪犯或者杀人犯”。

 

我曾经说过：“虽然大家都在骂贪官污吏、反腐败，但对贪官污吏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憎恨，实际上更多的是：嫉恨。‘反腐败’反的不过是：自己没腐败！”这也是一种恶。这种恶的特点同样是拒绝思考的结果，是对恶的认同，即：平庸的恶。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就生活在这种恶的环境之中，我们的良知、正义、真诚、爱情、友谊……被它侵蚀，并且正在腐烂。如果不战胜这种平庸的恶，我们会丧失了反抗专制的能力和改良的可能，从而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