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理想和实践是怎样失败的

    回望中国士人的历史走向，必然要说到孔子。无论后世如何毁誉，孔子都是我们这片土地上所能产生的最具济世理想、最具悲悯情怀，也最具道德操守和实践精神的士人代表。这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超凡入圣，而是由于后人越来越卑微渺小，越来越形容猥琐。从春秋到战国末期，士人精神发生了从追求理想、慷慨仗义到屈从现实、趋炎附势的整体性蜕变，孔子即是早期追求理想的标志性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设计与实践行为的双重失败者。他的失败，是中国士人文化的典型性失败。

 

    “士志于道”，当孔子以此作为终生志向，并且用它教导别人的时候，他无疑是真诚的，他为所有士人指明了“正道”。然而，借用他的学生子贡和颜回的话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史记》）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空有其“志”，却难行其“道”的。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与德，他所推崇的治世之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由于后来极权专制思想的影响，人们往往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尊卑有序、长幼有序，从而选择性地忽略了其中限制君权的企图，也就选择性地曲解了孔子的本意。直白地说，既然你贵为国君，那你首先就要像个国君，要识礼、有德，要守住国君的本份，绝不能胡作非为，这是孔子治世之道的基础。在神权缺位的文化背景下，他试图使君臣父子都受到礼与德的约束，并由此实现在礼与德面前的人人平等。问题是，无论是“君”还是“父”，他们只要拥有了权力，总是自觉高人一等，自外于礼与德，甚或邪恶地践踏礼与德，而孔子又对此毫无办法，拿不出任何相应的制约手段。既然“君”和“父”们已经无礼、失德，完全是君非君、父非父了，那么礼与德也就变得虚伪，成为仅仅用来欺骗、约束良民的幌子了。所以，就“弃善从恶”的大胆精神而言，我们中国人向来是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因为从上到下，大家都可以不把那个礼与德当真。而且，权力的拥有者不仅时时处处都在做着最无耻野蛮的反文明示范，还在反复摧残、蹂躙、毁灭着人们的良心、善心和真心。这是孔子在理想设计上的失败。

 

    理想设计上的失败，导致了实践行为的失败。不管是教导七十余贤徒，还是亲身参与政事，孔子的一切行为都是要推行礼与德。他半生周游列国，郁郁不得志，回到鲁国后，从中都（今山东汶上县）宰做起，终于在五十六岁那年“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史记》）可好景不长，他很快就和鲁君及掌政上卿季桓子发生了原则性冲突。不仅因为他们贪恋女色，怠于政事，更让孔子无法容忍的是，他们不遵守礼法，在举行祭天大典之后没有把祭肉分给大夫。结果，孔子再次出走鲁国，这次出走本质上是在与权力对抗中的无奈与退却。孔子将这种无奈与退却化作歌声，留给了鲁国，也留给了后世：“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蓋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史记》）。

 

    事实上，孔子离开鲁国之后也并非“优哉游哉”，正如后来的士人们无论出仕、致仕都不可能真的“优哉游哉”一样。他只是领着一班弟子开始了新的漂泊，多年辗转于卫、曹、宋、陈、蔡诸国之间。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年迈的孔子遇到了他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由于他不断议论时政，而“所刺讥者皆中诸侯之疾”，让陈、蔡两国的大夫们惶惶不安。他们串通起来，两国各派出一彪人马将孔子及其弟子围困在了陈、蔡之间的荒野上，使得这一行人等“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面对这样的窘境，孔子尚能“讲诵弦歌不衰”——照样讲他的学，诵他的经，弹他的琴，唱他的歌，可他的学生们却受不了、顶不住了，最后也顾不得师生情面了。子路第一个挺身而出，满怀怨气地质问他：“君子也会这般穷困潦倒吗？”孔子却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的回答，不仅对君子与小人的品德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区分，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士人品行普遍堕落的原因。君子自然也有受贫穷困扰的时候，但是，他能够坦然面对，能够把持住自己，能够坚守信仰。小人就不一样了，穷则滥溢为非，什么下做的事情都干得出来。

 

    中国的士人，是最受不得穷的。从根本上说，他们这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荣华富贵。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读书求学，游说诸侯，干谒权门，都是为了追名逐利。因此，他们大多不是，也根本没打算做君子。

 

    苏秦，战国时著名的策士，曾与张仪一起师从鬼谷子研习纵横捭阖之术。此后，在外游历数年，一事无成，“大困而归”。兄嫂弟妹妻妾见状，都讥笑他，说他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只会卖弄口舌，活该一直受穷。以苏秦的品德修养、思想境界，他是绝对说不出“君子固穷”这类理直气壮的哲言的，他的内心其实也是认同这些嘲笑和批评的。所以，他“闻之而惭，自伤”，还进行自我检讨：“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奚以为！”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屈首低头，受书于师，埋头苦读，却不能凭这些学问换得尊贵荣耀，那读书再多，又有什么用啊？于是，在家闭门苦读一年之后，他又带上自己的“学问”上路了，又去求“尊荣”了。苏秦闭门苦修，有一句成语“头悬梁，锥刺股”说的就是苏秦。

 

    张仪，既是苏秦的同学，也是与苏秦齐名的策士。司马迁说，“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他干的那些事比苏秦更招人骂，他这人更加品行不端。而张仪恰恰是个不怕挨骂的真小人，别说骂，他连打都不怕。

 

    因为急于求“尊荣”，张仪刚一离开鬼谷子就跑去游说诸侯了，大概连家都没顾得上回。那时士人求职谋官的套路和现在差不多，也得先陪有权有势的人物吃喝一番，拉拉关系。一次，在他陪楚国宰相喝酒之后，那宰相竟发现丢了一块玉璧。张仪这人不仅穷，而且素来名声不佳，宰相的门人自然认定这玉璧是张仪偷的，对宰相说：“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不由分说，大家一哄而上，抓住张仪就是一顿暴打——“掠笞数百”。张仪也算有种，死不认账，没办法，人家只好又把他放了。事后，张仪的老婆奚落他：“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却根本就没把这顿暴打和羞辱放在心上，涎着脸反问他老婆：“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他老婆都被他那鼻青脸肿又厚颜无耻的样子逗笑了，告诉他：“舌在也。”张仪说：“足矣。”没过多久，他又抖起精神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出去四处游说了。为谋取“尊荣”，张仪之流是不惧打骂、百折不挠的，更别提什么君子之德了。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不仅考验着每个士人的道德修养，也检验着这个群体的精神品质。在他们大多为现实的“尊荣”神魂颠倒，不能自主，不断沉沦的同时，必然将失去心灵的高贵和人格的“尊严”。

 

    于是，在无力改进权力结构，无力促进文化更新，无力提升精神品质的理想困境中，中国的士人群体又陷入了另一个现实困境：要么是“君子固穷”，有“尊严”地放弃“尊荣”；要么是“穷斯滥矣”，以“尊严”换取“尊荣”。

 

    “尊严”与“尊荣”，两条游移的经纬，让士人群体首先迷失了人生坐标和快乐坐标。在历史性的迷茫中，最高权力对士人的迫害始终如一地暴烈，文人的内斗则渐趋惨烈，直至千年未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