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 本文是China Daily 记者何柏林先生对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萧延中教授应的专访稿，后经何先生删改以为题“Political reform and Mao today”，发表在2010年7月1日的China Daily第4版。）

 

　　何：现在对毛泽东的怀念很多，其中也难以回避诸如现今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您认为这种怀念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这种“毛泽东热”的符号表征，可能够引导人们对毛的历史角色的清楚认识吗？

 

　　萧：我不大愿意轻易接受“感性的”还是“理性的”的这样的提问方式，因为这“二分法”的思维形式，实质上是一种强调“理性”在价值上高于“感性”的断言。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两种倾向是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的，很难把它们绝对地区分开来。一般地说，“重情”可能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人之言行举止更多地带有情感的牵扯。总之，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感性”似乎占更大的比重。如果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当前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评价，那么，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论辩者双方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沾染上“情感”的色彩。但我不认为这样就意味着“非理性”，对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不应当简单地加以拒斥和过滤，而应当体现出某种理解和尊重。

 

　　在一般的中国舆论界中，现在一谈到社会上存在的“毛泽东热”总是把原因归结为社会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扩大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虽然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进程看，“毛泽东热”复归的迹象最早发生在1980年代最后的一、两年之中，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逐渐呈现出上升趋势。严格地说，这时的“毛泽东热”，其激发要素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中国发展“整体格局”之结构失衡在人们观念和心理方面的某种折射。更直接地说，“再次呼唤毛泽东”的现象，是当时人们对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某种根本上的不协调所作出的多重反映中的一种反映。在80年代最后这个阶段，“怀念毛泽东”的社会群体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弱势群体，包括学生群体、社会边缘群体。他们在遭到政治权力压迫之后，试图在精神层面上寻求某种心理慰藉；另一个是在政治上已失势的“文革”极左派力量，这股力量在价值观上不能接受改革开放的整体思路，从而借助于社会上的“毛泽东热”间接反抗。还有一种不应忽略的社会情绪，就是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知青”的那一代人，由于其生命历程与“毛泽东时代”有着必然牵连，他们的“怀旧”带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化特征，这种个人经历的复杂性，其实已体系出了“毛泽东时代”的多层面，但它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思潮。这是“毛泽东热”再次兴起的初始状态。其中各种促成要素被混杂在一起，但其性质是不一样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完全相反的。90年代所形成的“新左翼”思潮，肯定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文革”极左派思潮的延续，而是在另外一个层次上的现代性叙事的反思。

 

　　现在人们似乎仅仅把“毛泽东热”看成是改革新政在经济和社会角度所呈现出来的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也是非历史的。因为，其实经济总量的增长已使所有中国人多多少少地得到了益处，而后来的社会财富形成畸形分配，致使形成大规模“相对”贫困群体，正是政治文明思维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明显滞后的严重后果。的确，毛泽东生前对极少数人占据最大多数的社会财富曾表示出某种严重的忧虑，并对此竭力加以抑制，但毛泽东最终没能实现一种成功的制度性突破。“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对这一社会后果的“防范”，还是对这一社会后果的“放纵”，其背后的支援意识，却都是一种在深层次上具有“同质性”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构成的制度框架。很明显，“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都在反复告诫后人，清晰地分析现有体制的性质并稳健而果断地寻求结构性突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毛泽东热”只是展示这一关键问题的模糊的符号表征而已。由此可见，试图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中，去发掘建构社会公正，缩小贫富差距，铲除“权钱交易”的预期，起码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在实践和理论上很可能会陷入一种因果关系混乱的期盼之中。

 

　　我上面说了，“毛泽东热”的出现，实质上透视的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感情问题，但排斥感情又是不可能的。面对这样的情境，我想，开放和宽容就成为避免不了的一条道路。这个问题就又引出了我个人的一种郑重的建议，就是应当把对社会政治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不满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要求，与学术上深思熟虑的“毛泽东研究”区分开来。作为“符号的毛泽东”与“作为实体的毛泽东”，肯定不是一回事。问题在于：你究竟是要借毛泽东说自己想说又不敢直说的话，还是要澄清关于毛泽东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是在前者，我以为在清除制度障碍以后，这样现象就会自然消失。如果是在后者，那么我们能不能设想在一个在最大限度地“去意识形态化”的语境中去谈论毛泽东？起码像台湾学术界在谈论蒋介石时那样的一种情形。我之所以要设想这样的一种语境，是由于我不相信，要么“回到毛泽东时代”，要么“把毛泽东彻底批臭”，就能拯救现代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如果这个判断多少还有些道理，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在毛泽东评价这一问题上殊死决战呢？我们再往后看过几十年，上百年，当毛泽东诞辰200周年纪念的时候，就如法国大革命一样，对这样一位具有超凡魅力、影响极大、个性彰显的政治家，仍会存在激烈的争论，但那时一定是专业性的，学术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