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热”能解决中国问题吗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从他的具体政治行为来看，说他是专制主义者是有充分依据的。我们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看到，国家大事往往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像恢复中美关系那么重大的转折，就凭他老人家一个人的判断，我没有看到他同别人商量或召开会议讨论的任何资料。提拔王洪文做党中央副主席，也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选择。在现代国家，除了朝鲜，我们在哪里能看到过这种状况？这难道还不是专制主义者吗？我个人看，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不是非要使用这么刺激的名词，而在于要反思这种情况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总结这个历史发展过程，研究制度上的权力制衡，要比骂骂人，出出气，有意义的得多。说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也并非献媚之辞，他对下层民众的疾苦也有一种罕见的同情，他尤其见不得官僚、权贵欺负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他是一位以最大的权威带领“小人物”反权威的特色人物。有很多事例表明，毛泽东对“被压迫者”很有感情。他没有做作，也没必要做作。

 

　　在我看来，在眼下中国关于评价毛泽东的争论中，仿佛存在着一种认知上的预设，即认为“独裁者”与“大救星”是两种决然对立的角色，也就是说，既然是前者就不可能是后者，反之亦然。但我们仔细想想，中国历朝历代的掌权者，谁会在主观上想把“他自己的国家”搞得乱七八糟呢？又有谁不想“为民做主”而获得下民的赞誉呢？所以，起码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的框架内，“独裁者”与“大救星”之间“应当”有一条相通的逻辑渠道，在这个框架中，可以容纳下今天在我们看来完全相反的政治概念，从而构成“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并且遵从这样的一种研究理路，那么，面对毛泽东这样一位颇负争议的著名政治人物，给他戴上一顶“好人”或者“坏蛋”的帽子就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我宁愿将“毛泽东研究”看成为分析“中国政治逻辑”以及回答“中国何以为中国”一类宏观问题的一个避免不开的，乃至十分珍贵的经典案例。如果真的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负责，我觉得这样的“冷静”是一种“负责任”的必要前提。

 

　　在这里我们不妨变换一下讨论的角度，看看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毛泽东的最大特征在哪里？研究中我注意到，毛泽东总是跟两类人“过不去”，或者说，对两类人较敏感。一是文科高级知识分子，二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其实仔细分析，我们会看到这两类人都是权力的持有者，前者掌握“话语权力”，后者掌握“政治权力”。林彪曾经精彩地概括说：“笔杆子，枪杆子，干革命就靠这两杆子。”我觉得，虽然没有证据说毛泽东曾读过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的著作，但好像他对执政党自身可能腐败早有预感。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以及对郭沫若《甲申300年祭》的批示中，都透露出了明确的信息。而控制“话语权力”也是毛泽东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这是毛泽东不同于一般政治家的突出特征。他是一个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改换人类精神结构的人，他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外在的“服从”，而且更是内在的“信奉”，所以对所谓“意识形态”领域异常地关注。我一直觉得毛泽东其实是一个用无政府主义理念维持政治秩序的人。他反对权力的约束，但同时又是一个大权力者，用最大的权威带领着没有权威的人去反对权威，这就形成了毛泽东的一套逻辑。他的这套逻辑在今天看来很怪，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本人的权威提出挑战，但他向任何权威挑去战。毛泽东的权威是垄断一切的权威，所以他不允许文科知识分子形成另外的一套精神权威。“思想改造”是毛泽东政治观念中最值得深究的一个层面，它可分为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另一个就是对文科高级知识份子进行“思想改造”。他对这两类人群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虽然就其基本方式来说采取都是“说服”法，具体路径则又有所不同。对于前一部分人，主要是通过“忆苦思甜”等途径，建立“被压迫”意识，进而激发他们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而对文科高级知识分子则要他们逐渐放弃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信奉“毛泽东思想”。我认为，毛泽东不是那种只满足于掌握权力的人，他更关注社会的精神结构和意识结构。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所谓“精神结构”是由“先知” （西方）或“圣人”（东方）承载、解释和传递的。先知和圣人虽然没有现实权力，但他们所说的话被人们当作一种圣言和真理。卢梭（J.J.Rousseau）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任何敢于为一个社会创制的人，首先要有能力改变人性（Whoever would undertake to give institutions to a people must work with full consciousness that he has set himself to change, as it were, the stuff of human nature.）。这里的“人性”其实也就是人的精神结构。我认为，只有那些关切和致力于改变和建构人类精神结构的人才是真正的特殊人。实际上，西方学者就把“毛泽东思想”甚至“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准政治宗教，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精神关怀。如果这样看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深层关切是要把文科知识分子变就成“毛泽东思想”的传教士。其结果必然是对文科知识分子看得很紧很紧，除了“学习文件”，就是要到社会底层去体验生活，通过“行动”去实现思想的体悟和灵魂的转变。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精神上的独立性，他们珍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以致超过自己的生命，而毛泽东要他们丢弃的东西恰恰是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价值，所以必然受到他们的抵制。在知识分子眼中，一般会假设毛泽东是“政统”，然后知识分子是“道统”。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涉及的是“政统”和“道统”之争。但实际上，毛泽东本身也是在争“道统”，他不满足于只当“政统”代表。所以，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毛泽东的“新道统”和过去的“老道统”之间的差距究竟是什么？它们断裂的点是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些东西更具有研究意义。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晚年毛泽东》和《“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等多种专著、译者和论文，多卷本《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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